乾淳之治有什么历史意义：南宋的鼎盛时代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朝对金称臣，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再次形成“南北朝”格局。

　　这个和约的签订，和“澶渊之盟”有着许多相似。签约前，宋朝都有着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均属“以胜促和”。和约的内容都以宋朝的让步为基础，而且都有“岁币”这一项。这几乎成为宋代在民族交往中订立合约时的基本规范。所不同的是，论地位，绍兴和议中宋朝的地位显然不如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约定“宋对金称臣”，意味着宋金是臣属关系，今后宋朝皇帝即位后需要得到金朝的册封，才能获得形式上的“合法”地位。所以严格来说，南宋和金朝虽然在疆域、军事上是南北并立的，但政权地位实际应该以金朝为正统，南宋只能算金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那么绍兴和议维持宋金之间多久的和平呢?答案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金朝皇帝完颜亮亲率大军再度南下，意图统一华夏。南宋政权又一次岌岌可危，濒临险境。若是对此澶渊之盟奠定的辽宋和平，会发现绍兴和议又大大地不如澶渊之盟。因为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大约五代人的时间。而绍兴和议后，宋金之间的和平才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绍兴和议的失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皇帝完颜亮破坏“绍兴和议”，兵分四路，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宋高宗此时已无岳飞这样的抗金将帅，故而处境危险。如果抗金失败，宋高宗很有可能步徽钦二帝之后尘，沦为金人的俘虏、受尽屈辱。

　　战争初期，金兵进展顺利。金兵打败宋军，先后占领了扬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在和州，金朝的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击退宋军，斩首数万，迫使宋军退保江南。但恰在此时，金朝发生宫廷政变，完颜亮的弟弟完颜雍乘他南征和中原空虚的时候在东京(辽阳)称帝。消息传到前线，金人军心动摇，已无斗志。

　　完颜亮知道完颜雍称帝的消息后，决定先继续攻宋，待取得战绩或者灭宋之后再回去捍卫自己的帝位。为了抓紧时间完成渡江，完颜亮勒令将士说：“三日渡江不得，将随军大臣尽行处斩。”

　　不料，情况急转直下，这一严酷军法反而激起兵变，兵变发生的当日凌晨，完颜亮被部将所杀。之后，兵变的发动者之一，耶律元宜代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率军北还。南宋再次得以保全。

　　一、宋高宗精明“内禅”

　　经历此番劫难，宋高宗思虑良久，下定决心，禅位于太子赵昚，理由是自己“老且病，久欲闲退”。赵昚是宋高宗的样子，已在宫中被养育三十年(宋高宗幼子早夭，后来身体不育，没有子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赵昚正式即位，为宋孝宗，时年36岁。这是宋朝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内禅”。56岁的宋高宗自此成为太上皇，享受尊荣。虽然内禅，但其实宋高宗身体十分康健，一直活到81岁才去世，总计当了25年的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既然并无健康问题，年龄也不算老，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要禅位呢?

　　根据学界分析，宋高宗做出内禅的决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贪生怕死，“恐金症”非常严重，担心被俘或者被金人所杀。宋高宗经历过“靖康之变”、经历过建炎南渡期间被金兵穷追不舍、又适逢完颜亮再度兴兵南下，几度被擒，他受够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他也不想步父兄(徽钦二帝)之后尘，成为亡国之君，被掳受辱;所以他愿意提前内禅，以便在不测之时逃跑方便。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内禅之后的第二年，金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市内)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结果在临安(杭州)的太上皇宋高宗就已经安排好了人手、担架设备，准备随时逃跑。

　　第二个原因，就是阻止太宗一系子孙继位，保全自己晚年以及死后的尊荣，并在有限的天年尽可能享乐人生。宋高宗自己身为太宗一系的子孙，但是一味对金妥协求和，只求偏安;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他始终拒绝金人放还宋钦宗以及宋徽宗的其它子孙。这些做法只顾自己的权力地位，不顾民族国家利益、以及兄弟亲情，势必影响到自己死后得到的评价。宗室之中，也难免会有对自己怨恨的人。所以将来若是仍由太宗系的子孙继位，而这个人又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高宗幼子早夭，后丧失生育能力)，那么势必会对自己不利。因此，提前内禅给太祖一系的子孙，就颇有必要了。这样既阻止了太宗系子孙的继位，又施恩于太祖系的子孙，可以确保自己晚年的尊荣。

　　宋高宗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明君，但也谈不上荒淫无道，在“内禅”这件事上，却做得出奇的成功。宋孝宗在即位之前，被高宗养育三十年，经过多次考察，孝心和品质确实经得起一再的检验。宋孝宗也是一个极有上进心和进取精神的贤才。史学界对这个“内禅”的决定也评价颇高，几乎将其视为宋高宗一生的所有作为中最正确的事、最重大的事。

　　(宋孝宗赵昚[shèn]，1127年―1194年。孝宗在位27年。)

　　二、宋孝宗乾淳之治

　　孝宗即位后，其治国理政基本上没受到太上皇的干扰。宋孝宗在内政外交上都颇有主见，且成绩斐然。

　　他首先调整了高宗以来对金的妥协求和政策，力主军事抵抗，于隆兴年间主动出击北伐，史称“隆兴北伐”。

　　宋孝宗是积极的主战派。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并且接受老师史浩的建议，下诏为岳飞冤狱昭雪平反(名义上宣称承太上皇的旨意，给足了太上皇宋高宗面子)，追复岳飞原官，赦还被流放的岳家家属，并逐渐开始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平反复官。这些举措在社会上营造出了积极抗金的新气象，一些抗金将领、爱国志士重新受到鼓舞，这为北伐奠定了较好的舆论基础。

　　宋孝宗的北伐态度非常坚决，他深知朝廷中主和派声音强大，所以为了防止反对派干预，他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这种强势的施政作风，北宋立国以来都很罕见，更不用说南宋了。他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北伐开始后，宋军在一月之内便接连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威慑中原。

　　随后，却因将帅不和，宋军在符篱惨遭失败，被迫再次议和。但这次议和不仅没有付出更大的代价，反而在“绍兴和议”的基础上让金朝做出了更多的让步。这又是宋朝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以往议和，一次比一次屈辱，一次比一次代价高;但这次隆兴年间的议和却十分反常，金朝对宋朝做出诸多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