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的名词解释_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名词解释：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

　　袁宗道

　　(1560～1600)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

　　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

　　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公元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公元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次年春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中道

　　(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34岁时才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从此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而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但未移昔日处世之志。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次年朝廷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此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胞兄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①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