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最新《伟大的开端》读后感精彩范文
新文化运动从深处震撼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唤起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到了震古烁今的思想解放作用。它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同时推动了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一)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召开,而不是选择在李大钊所在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中心北京,也不选择当时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呢?这是因为上海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地域交通等区位优势。
当时的北京处在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始终采取高压政策,对所谓的“过激主义”防范尤甚,对一些建党主要人物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同时期的广东,政局也比较混乱,且广州地处南岳,此时粤汉铁路还没有通车,交通不便,从北方去广州路途遥远,走海路则要途经香港,又不安全。
上海是远东第二大都市,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怪胎,形成了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市三治”或“四界三治”的政治格局。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缝隙,因此,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革命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相比华界,租界有更多的舆论出版自由,新闻出版业发达。加之上海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这一切为各种新学说、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中点,水陆交通发达,邮政电信快速方便。上海社会华洋杂处,人员复杂,租界中生活着各国侨民。1920年的上海有数量可观的俄侨,他们主要生活在法租界。这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领导东亚的革命运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很大作用。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他们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建议应当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汉俊、李达写信请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来自国内六个党的早期组织及旅日党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最后一天的会议因租界巡捕干扰,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二)
共产国际代表现身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三)
抓住契机,初登舞台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而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早已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同一时期,湖北、广东、济南、湖南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时派出代表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的扩大,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李大钊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张太雷去。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杨明斋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四)
生死较量,正本清源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
让中国共产党代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后屈服于袁世凯淫威,曾宣布解散。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前景,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共产党”,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
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的话,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而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对此,江亢虎表示“抗议”。随后,江亢虎悻悻回国,写了《新俄游记》一书,开始攻击十月革命。
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五)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回到上海三个月,即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以此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他自己也撰写热血文章,为此声名大震。这些思想解放的鲜活文字,犹如一道闪电,拉开了思想文化改造的新文化运动序幕。
新青年杂志
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因而既是一场文学革命,又是一场思想革命。其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公开批判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随之将如日中天的《新青年》杂志移至北京出版。陈独秀采取了同人轮流编辑的新体制,邀请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名家加入到编辑部,发表了大量惊世骇俗的作品,声势壮阔,如黄钟大吕,响彻中华大地。正是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的共同发力,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首推陈独秀,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名士,陈独秀可谓是思想界、知识界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扩展,极大地激发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陈独秀通宵达旦地阅读了大量书籍,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即1918年12月,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继《新青年》之后,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以倡导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为中国打开了救国救民之门。
新文化运动从深处震撼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唤起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到了震古烁今的思想解放作用。它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同时推动了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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