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600字
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红星照耀中国》 读后感， 供大家参考。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1
《红星照耀中国》，一本真实描述红色中国的著作。埃德加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一滴，描绘了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士，英勇卓越的革命斗争，以及熠熠生辉的革命理解。大到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行举止，构成了传神而又立体的影像，令读者无不身临其境，为之动容。作品没有过多的政治说教和歌功颂德，写得富有生活气息，很有趣味，读来轻松愉快，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精神风貌。
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传奇。或许他们十分孤独，但却在幽暗的历史隧道中闪闪发光。时间会印证真相，功过有后人评判。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国土，而当权者却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把屠刀指向人民。整个中国都处于水深火热，这种时候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挽救危局，这个人无疑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尤其受此书影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奔赴中国战场)。正如夏明翰诗所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因为这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
而共产党是人民的队伍，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的胜利，从某个角度折射出当时蕴藏在民众思想里的智慧之光，这是正义的力量，也是中国的希望。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解放，支持独立的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遗忘及背叛!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2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2018年度第21本读物。董乐山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30万字，475页。
这本书的插图照片，清晰度不及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新版的印刷质量明显胜于老版本。两个版本都是董乐山的译本。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经怀着一颗激动无比的心，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再次读来，仍然是震撼无比。喜马拉雅听书软件上叶护罗的演播也声情并茂，让人感动。给五星+。
斯诺当时在书中讲到的那些所见所闻，可能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肯定都是事实。访问苏区长达4个月，红军让斯诺随便看、随便写，但类似江西苏区内斗、张国焘分裂等事件，并没有主动告诉他，家丑不外扬么。
不夸张的说，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书，到今天仍然不过时。我们的宣传机关，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多多的向当代青年推介，不仅仅毛粉要看，果粉更应该仔细看看。毕竟一个美国人的口中眼中的红军，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蒋介石，比我们自己宣传的更加让多疑的当代青年信服。
这本书至少可以给当代的青年确立几个印象：
一、毛泽东是苏维埃真正的掌权人物。
斯诺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指1936年6月)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
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
斯诺是1936年6月到达保安的，当时红军刚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当时的斯诺就在书中讲到毛泽东是苏维埃真正的掌权人物。而王明1938年回国与毛泽东争当领袖角色的事情，还在2年之后。两年后的所谓王明争权本身就是个笑谈，王明怎么可能是对手?但毛泽东为了平息纷争，派了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并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人选绝好，第一任弼时是苏派人物，莫斯科信任他;第二任弼时又是铁杆毛粉。结果自然明了。
同时斯诺的书也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确是遵义会议之后就早早确立了领导地位的。
可惜斯诺最佩服最珍重的不搞英雄崇拜这一点，没有几年就变样了。个人崇拜随着革命胜利而悄然流行，而且越演越烈，到-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彭德怀的孝道观
彭德怀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了孝道，说孩子是父母寻欢作乐的产物，认为孩子也不必要对父母尽孝道。
寻欢作乐固然不假，可这正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如果没有快乐，人类将怎样传承?而且十月怀胎的辛苦、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又是怎么可以一笔勾销的呢?
无论如何，作为红军的首脑人物，这样的话太不负责任。彭一生没有后代，下场也不好，隐约中存在因果。
三、斯诺眼中的蒋介石
满书基本上找不到一句赞扬老蒋的话，斯诺的笔对蒋介石满是讥讽、鄙夷。我想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不管不顾、一心一意打内战，这不仅仅让斯诺这个外国人无法理解，我们当代人同样觉得疑惑;难道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真的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吗?
其二，对日本人的苟且。无论在抗战前、抗战期间、还是抗战以后，老蒋对日本人的苟且恭敬态度，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其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斯诺在外表繁华内里肮脏的上海、落后的西北，所见所闻都是贪官污吏、饿殍遍野，在这样的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老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仍然要打内战，的确有罪。
顺便说一句，书中讲到，蒋介石对大将徐海东家乡的惨绝人寰的屠戮，固然说明老蒋是个惨无人道的家伙，同时也说明这家伙不是一个智者，他根本不懂得老子《道德经》的奥秘。红军的强大战斗力，其实是有老蒋的一份功劳的，他彻底断了一切革命者的后路，革命者只能勇往直前。
不知道如今那么多的果粉，看了这样的情况，会怎样的去评价他们崇拜的蒋委员长。
四、民国时期的人民生活惨景
“死亡与捐税”篇，一个外国人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民国时期的人民的悲惨生活。场面之惨烈，让今天的人们感到震惊;蒋介石政府的贪婪让人震撼。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剧在蒋统区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上演。由此斯诺也就明白了红军号召力那么大的原因了。
这对那些今天在不断美化民国的人是莫大的嘲讽。
附录：埃德加.斯诺眼中的民国十八年西北大灾荒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1928—1930)，遍及四大省份(陕、甘、宁、绥)，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向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至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去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3
我推荐朋友读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书中记述的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一年:日本依然用高压手段威胁中国接收广田三原则，大规模增兵天津和华北，德国和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战争一触即发，智慧之光何时照耀中国引导全民合力抗战?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斯诺于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它不仅是一部采访录，还是一部详尽的历史资料。在诞生后的七十多年里，一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选读物。
斯诺首先在当时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本真实描述红色中国的着作，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以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红色苏区一幅幅立体而丰富的影像，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英勇卓越的革命斗争，以及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他们各自的传奇经历。除了领导者，斯诺还描写了许许多多的黎民百姓，从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拖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是组成陕北苏区最真实鲜活的画面。
“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中国青少年有这样一种人格尊严……随着我更深入苏区，我发现在这些红红脸蛋、欢乐愉快、精神饱满、忠诚不渝的“红小鬼”身上，洋溢着一种令人惊奇的青年运动的蓬勃精神。”斯诺看惯了羸弱无助的中国孩子，“红小鬼”表现出的蓬勃朝气让他着迷。随后接触的那群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震撼，“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样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笔下的苏区普通百姓活灵活现，真实生动，他们的精神状态，折射出当时蕴藏在民众思想里的智慧之光，这是正义的力量，也是中国的希望。
“读史使人明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中华民族复兴之时，再读《红星照耀中国》，不仅让我们重温抗日战争那段非凡的历史，领略真实鲜活的红色中国，更能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并成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因。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4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得到你万万想不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他指出：“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1912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都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高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同时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是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小笔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是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者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部分——有时是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约有一千多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堕落成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高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就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了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到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有些甚至是“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对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
这里，肯定的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的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他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择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死亡与捐税》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之间，这种苦难来自于她的两个收养的孩子的内斗，和强大近邻的觊觎。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章党旨都源自西方，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了在华夏大地争夺统治权利的两大党派。即便在日本暴露出其对中华民族的强烈的侵略欲望时，两党依旧争斗不已。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国民党的胞弟的身边，在斯诺的想法里，这个弱小的政党，将会在其兄弟面前会很快覆灭，斯诺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自己可能是见到他们的最后一个外国人。因此，这个即将失败的政党，也许会有一些被记录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斯诺正式踏上前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旅程。 不得不佩服一个外国人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到的：“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我相信这种危险程度并没有被夸大——在斯诺刚进入苏区不久，外界就流传出斯诺遇害的消息。
这种勇气，在今天依旧值得称赞。他在苏区停留了四个多月，为我们带来了价值极高的报告文学。得以让我们在现在，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了解共产党早期的模样。
全书三十万字，共分十二章，介绍了中共多位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海东、李德等人。斯诺注重于领导人们的私人经历，因为在斯诺的采访中发现，诸多中共领导人对于自己的经历是不在意的，当他们成为一名苏维埃主义者时，当他们参与到中国红色革命的洪潮中去时，他们已经完全融入集体中去了，在他们口中再难听到“我”、“他”等字眼了，他们的表述往往变成“委员会决定……”、“根据会议……”等等，似乎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已经在集体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了。斯诺每每刻意地询问关于他们自己当时的看法，他们已经说不出所以然了。而且，斯诺也在中共领导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些相同的特质：他们几乎都是贫苦人家出生;他们从小便表现出抗争精神;他们在身居高位的时候，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品质。这些特质使得斯诺如沐春风，并与诸多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另外，书中也描绘了许多普通的红军战士。个性各异，却都淳朴可爱，保持着单纯简单的信仰。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但是，他们知道是谁分了土地打倒地主，他们愿意跟随这些人，去解放全天下受压迫的农民。正是在这种纯洁质朴的革命信仰下，他们爬雪山，过草地，追随红星踏过万里长征。
书中也穿插介绍了红军的成长历史和目前的形式和政策。从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到刘志丹在西北开创苏区。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记录中感知到中共发展的不易与容易。“不易”来自于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容易”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支持和欢迎。在这么多年的国共斗争中，红区不断的扩大，我们可以推断出，易与不易，愈来愈取决于人民自己的选择，而非执政党的意愿。中共能够赢取人民的支持，在斯诺看来，主要是两大政策的实施：土地改革，建立统一战线抗日。在这两点下，人民认识到了共产党才是真正可以救国救民的政党。
在书的最后，介绍到了斯诺采访结束不久就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事件：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在西安，以兵谏的形式来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的请求，建立统一战线。斯诺将所有挖掘出来的细节全都详细地叙述出来。以客观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之后略显荒谬的处理方式——我是指蒋介石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所做出的可笑行为。
斯诺的文字优美，风格诙谐，严肃的报告文学中也能透露出一点轻松，正经的纪实文学中也有着玩笑般的描述。在这种愉快地阅读氛围中，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
浮躁生活的我们，对当下的一切充满了质疑与否定，我们似乎已经不是斯诺笔下生活在苏区的那群农民，对共产党交口称赞。但我们何妨，去读读这本书，轻松自在。看看最苦难的日子里，它最可爱的模样。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6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作为一名西方记者, 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更是让我对当时的人民、红军、毛 泽东等等都有了崭新的可谓是颠覆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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