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
要写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了,大家知道要怎么写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了吗?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关于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的内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一
观赏眼前的《清明上河图》,欣赏其所描绘的繁荣昌盛。再仔细一观望,自己犹如身临其境:两旁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转入幽巷,轻扣大门,缓缓推开,远远地望见你痛饮酒醉,陷入沉思。
你好,宋朝的杰出人物——苏东坡。
自小时,便知道你的名字,也听闻过你的功名。你是一位豪放派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许多著名古诗都出自你手。
你天资聪慧、聪明过人,有着极高的领悟能力,对看过的书过目不忘。十九岁,你便入京考试。我羡慕你有着极高的政治意识,所写下的文章,文笔优美、字迹狂放、内容别出心裁。我想那时的你,肯定必为状元,可意外的是,你只为探花。你好啊!探花!
你的一生坎坷不平,如祥子一般三起三落,但你更为惨淡、无奈,无奈统治阶级的封建愚昧,可惜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你性格正直,凭借着自己极高的政治意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思想,一心想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可能是你生不逢时,在那个属于王安石的时代,你与他的主要思想相违背,难免遭到王安石的“批评”。最后在“鸟台诗案”中,免去一死,流放黄州。每次想到这,便不禁为你愤怒与无奈,只好吟道:“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此去黄州途中,风景甚是秀美,有名之地遍地是。马行走在破碎的沙土中,马车在摇晃中发出惨淡的“吱呀”声,似乎在诉说着自己的不舍与无奈,“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你吟道,“此去黄州,何时才可回京?”你摇摇头,叹叹气,眼神中充满了忧虑。
你,才气横溢,“一任群芳妒”;你,德高望重,清正廉洁;你,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你何不似一位君子?
早晨,山间流水声潺潺,小径山路干净平滑,香草在两旁挥水欢迎君子。杜鹃在山林间自由飞翔鸣叫。你坐在青石上,对山间激昂高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既然京城不容,何必再伤心,你何以按捺心中的激动。你的乐观向上,无不让我感叹!你好,苏东坡——最美君子!
我无时无刻不想与你同观天下,像你一般的才华横溢,我羡慕你、感叹你,何时不向往。
你好,苏东坡!
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二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和“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些千古名句都出自一位大文豪,他是谁呢,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后投奔了他叔叔。虽生活并不富裕,但学业并未荒废。欧阳修在那里饱读诗书,其中《昌黎先生文集》,也就是韩愈的文集,是欧阳修的最爱,可谓手不释卷。韩语朴实而内涵深刻的文风,对欧阳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韩愈成为欧阳修的偶像。
欧阳修在17岁那年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头两次均未考中,终于在第三次所向披靡,金榜题名,进入公务员状态。
欧阳修第一站在洛阳,三年后回京任职。范仲淹此时正在进行庆历新政,因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疯狂弹劾,被贬出京城。欧阳修为此仗义执言,还与范仲淹的同事高若讷,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公开对骂,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信中说高若讷是一个伪君子,真小人,却被气得头顶冒烟的高若讷向皇帝告了状。欧阳修也被贬出京城。
不过宋仁宗改革的决心实在是坚定,几年后欧阳修又被召回京城,此时老范也早已回归,两人开始大力推行新政,为新政摇旗呐喊。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太过积极的欧阳修被政敌泼了满身脏水,又被贬出京城,去了滁州。
这一去就是好几年,期间,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又过了几年,欧阳修终于被皇帝再次召回京城,这次欧阳修接了个大活儿。当时北宋文坛风气其实并不好,文章偏向于词藻华丽,强行押韵,往往忽略了文章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骈文。而这次欧阳修身为本次科举的主考官,就是要刷掉那些骈文,扭转文风,坚持“言之有物,平易自然”。而选拔出来的人才日后个个要么是政坛领袖,也有大文学家,总之,欧阳修对文坛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欧阳修日后又被政敌攻击,而且攻击的还是文人最在乎的名声,这下可深深伤了欧阳修的心。他开始不断要求提前退休。皇帝被烦得没办法,只得允许。最后他回到颍州养老,一年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再来看《醉翁亭记》这篇千古散文。通读全篇,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两个字“乐”和“醉”,这也是全文的中心字。但“乐”只是游玩之乐,“醉”只是饮酒之醉吗?答案是否定的,“乐”更体现在他当时的状态。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去想,一切都放下心时,那种乐才是真正的乐。看到老百姓都来一起跟随游玩,那必定是丰衣足食,看到此地被他治理的很好,他不用再去操心,这种满意怎能叫他不乐。酒也只不过是用来寄托情感,他是陶醉其中啊。一切与其说是游玩之乐,不如说是与民同乐。
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三
从小就读苏轼的诗篇,但自以为了解还是甚少。
在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还是觉得很不了解,人无完人,但所有材料都一致指明,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优秀得让人产生敬意,直至有些畏惧。我固然可以用很多很多华而不实的词来装扮他,使人更不理解他,但这是很没有意义的,在搜索了许久后,我决定读一读别人眼中的东坡,来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苏轼——一个人。
其实“苏轼”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总是有一种大家风范的味道。
他是一位诗人,终其一生,他写的最多的也是诗。他的诗随着年龄的增大有变化,从豪放到婉约,再从婉约到豪放。但他终究,从他的本心来看,是一个率兴而为的人,比如我还不识几个字时就会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种波澜壮阔的豪情,显现出了苏轼的一种奇才,这并不代表他不努力,小时侯由于父亲苏洵的刻苦努力,使苏轼耳濡目染,只有二十一岁的他便考取了进士第二名,他本是应考得第一的。他的诗词与同一朝代的李清照形成鲜明的对比,何尝不可以说此二人性格也是如此,苏轼牢记着忧郁不可以当饭吃,抑郁多了,会把自己逼疯的警句,成为宋朝,特别是后期,少有的乐天派。
在读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后,不禁感叹北宋神宗年间朝廷的混乱,黑暗。其实主要是王安石不停在变法惹的乱。看着这些尔虞我诈就足以让人头痛了,苏轼竟还写了一些反对新党的诗,结果很自然地就被找个借口捉进监狱了。后来又被不停地谪迁,来到了杭州。从此我对王安石感觉极坏。
不过人家毕竟是苏轼,被贬到哪就玩到哪。在杭州为官的时候,不但疏浚西湖,把挖出的土建造了“苏堤”,还经常泛舟西湖,享尽欣赏美景之乐。常与黄庭坚,佛印和尚开玩笑,先不断其真假。其中实有一例另人捧腹,摘录如下:
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
苏轼有时候开玩笑也会开得过头,也会刺到某些人的痛处,但大部分人还是真心钦佩他的,以至于他被谪迁到哪,哪里的官员百姓会尽可能地帮助他。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李定等人如何对待苏轼,苏东坡从未恨过一个人,最多只是不喜爱而已。在他看来,恨一个人代表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在他的这种观点下,一些“坏人”试着改变自己“坏”的身份。当然这也使他自己少受一些苦。可谓是利人利己了。
很有意思的是苏轼与高俅的关系。高俅是《水浒》里最大的反面角色,差不多有点“恶贯满盈”的意味了。而实际上是苏轼向当时还是太子的宋徽宗推荐的高俅,使得高俅平步青云,官升的非常快。且不说这对梁山起义有什么后果。后来苏轼去世后,高俅对苏轼的子孙可算是报恩了,这一点高俅做的还是不错的。苏轼是爱才如命,但他接触,推举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去害他,更不要提回报了,可苏轼依然过他安安稳稳的日子,后被贬到海南,仍旧是陶潜一般的田园生活。有言道“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尽管如此,他仍宽以待人,让人实在佩服。
匆匆几行。似不可述尽我心中东坡形象,他既才华横溢,又很幽默,很豪放。更多的是他一种处世不惊的宽阔心胸。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还会用他微笑风趣的心看着一切。
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四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二十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我眼中的苏东坡是个有才华的乐观的人。
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文艺家,诗、文 词、书、画 都有杰出成就,在文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仁宗至和二年,弱冠之年的苏东坡进京应考,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最为关键的殿试,当时才二十岁的苏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因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将其改作了第二名。苏东坡的惊世美文获得众人一致击节叫好。欧阳修曾当众对同僚高声叫道:“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并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就读的苏坡小学是因苏东坡而得名,所以老师教给我们很多苏东坡的诗句。除了课本上的《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等,我还读过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诗句,更有他留下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等等等……这些作品流传千年,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夜空!苏东坡的书法和绘画也是造诣颇深,他的《枯木怪石图》曾受到米蒂的称赞:“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不仅如此,苏东坡的乐观也是令世人惊叹。
公元一零八四年到一零九九年的十年里,苏东坡的官宦生涯极不安定,四处奔波。最终被以“讽斥先朝”的罪名,将苏东坡贬至英州。在苏东坡还未到达贬所之时,又下调令,贬至更为遥远的惠州。一千五百里的路途,从中原走到岭南,实在是未卜之旅。他把家属交给弟弟子由,只与朝云和两个小儿子一同前往。
惠州的生活十分艰苦,苏东坡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竟悠然自得,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大天亮。惠州这地方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每日来拜访苏东坡的朋友络绎不绝,大家真心相待,其乐融融,甚至苏东坡在此还学起了酿酒。
他的这种状态令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大感意外,恐慌不已。他们决定变本加厉,将苏东坡贬至海南岛上的儋州……
儋州是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对于六十四岁的苏东坡来讲,是非常难挨的。夏天炎热潮湿,秋天又多狂风暴雨,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面对无医无药的处境,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随遇而安的苏东坡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采摘草药,研究起医学来。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有一种乐观开朗的心态。无论在黄州还是惠州、儋州,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
日子给他的快乐。所以在多年的贬逐生活中他没有被忧戚悲惨所压倒,也没有沉溺在个人的不幸中不能自拔。他既不像柳宗元那样在贬地抑郁而死,更不像韩愈在贬逐的重压下希求宽恕。他在艰难中乐观的活下来,安土忘迁,把贬地当作第二个故乡。
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乐观开朗的苏东坡,真是千古奇才!
收看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征文观后感1000字五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评价自然是很有些夸张了。苏东坡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忠犯人主之怒”,于韩愈确实不为过。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的乌纱得来不易。他考进士三次落第,考官时又三次碰壁,按说应该惜官如命。但他屡次犯上,逆披龙鳞,被贬之后也不吸取教训,一如既往。他傻吗?
当然不是。在提笔给两位圣上写奏状时,特别是在给唐宪宗反映迎佛骨的危害时,他早已充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可为什么还是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风险直言相谏?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境界。韩愈曾在《龌龊》一诗中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除了个人理想,韩愈其所为还与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谏诤”是中国古代士人一向的传统。而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比较鼓励进谏、注重纳谏。二来,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
所以,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在发扬“谏诤”传统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正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