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爱国人士的传奇故事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句话相信是很多爱国人士真实的写照。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爱国人物的传奇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一、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
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
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
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二、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
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至此，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0年2月6日，萧明华不幸在自己的宿舍被捕。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在狱中，尽管经受了酷刑，萧明华始终英勇不屈。直到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三、关露：命运坎坷的才女间谍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
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
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
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
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