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传奇故事
梅兰芳为我国戏剧做出了无法估计的贡献，他把中国戏剧带到了全世界，下面是小编总结的关于他的人物事迹，希望可以帮到你更深入的了解他！
为保气节 举家南迁寓居上海
上海是梅兰芳常跑的码头,早在1913年他第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献艺, 就轰动申城。但他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寓居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侵占东三省，又觊觎华北。据说有一次梅兰芳到上海献艺,《申报》老板史量才对他说:“沈阳已经失守了,看起来华北也是岌岌可危,很可能你要当‘内廷供奉’了。”梅兰芳岂肯在日寇淫威下为侵略者献媚?他是这样解释他所以要告别从艺20多年的北京城的:“从那时起(指‘九一八’事变)，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京上空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我就决定离开北京,移家上海……”
1932年冬,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因一时无合适寓所,先暂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沧州饭店。梅兰芳虽然收入不菲,但他到沪后不愿买房,故在沧州饭店居住了大约一年后,才租下了马思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这幢花园洋房是后来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将军的产业。
梅兰芳选中马思南路121号,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这里是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交通方便,闹中取静。当年的马思南路两边矗立着一幢幢风格别致的花园洋房,法国梧桐遮阴蔽日,以清静、幽雅享誉沪上。从今天的思南路向南穿过复兴中路,走过“周公馆”,就见南面的弄堂里有一排四层的独立式花园洋房,它们朝南面向当年的震旦大学校园(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这条弄底的第一幢花园洋房就是马思南路121号,由东向西比邻排列的两幢分别是123号程潜将军寓所、125号李烈钧将军寓所。弄底是一所小学, 梅宅花园有便门直通学校操场。梅兰芳选择马思南路121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离老友冯幼伟家很近,彼此往来方便。
梅宅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底层是汽车间和佣人居室,二层是梅兰芳的书房“梅华诗屋”,三层是梅兰芳夫妇的卧室,岳母和儿女住四层。梅兰芳年轻时就习书画,故他的书房翰墨飘香,悬挂着“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的隶书“梅花诗屋”斋额,还挂着师友相兼的著名画家汤定之的大中堂《水墨苍松图》。
梅兰芳的绘画老师姚茫父曾临金冬心的画,因此梅兰芳自称是上海金冬心的再传弟子,书房里还挂着他喜爱的金冬心的《扫饭僧》和《墨竹》两幅画;临窗有一张大书桌,梅兰芳经常在案前挥毫泼墨,陶冶性情;玻璃书橱中的各类书籍,显示出主人是位博览群书的艺术家。
楼房前有个颇大的花园,四周栽种了不少花卉树木,中间是绿茵茵的草坪。梅兰芳喜在园中散步、练功,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
蓄须明志 坚拒日伪胁迫演出
梅兰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坚拒为日伪演出的高尚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被传为佳话。
1961年梅兰芳在北京病逝,著名戏剧家田汉赋诗颂扬道:
“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
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而梅兰芳自己却谦逊地说: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仇恨敌人,但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贡献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划清界限，因此就千方百计躲避演戏，决不登台。”
早在梅兰芳迁居上海后，他就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把一些爱祖国、爱民族的内容编进戏里，借此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激励民众奋起抗日。
1935年，梅兰芳又拒绝“台湾总督”邀请他赴台演出。1937年秋，日寇攻占上海，身处“孤岛”的梅兰芳坚决拒绝了张啸林托人向他提出的日方要他在电台播音的要求。1938年初,梅兰芳和剧团演职人员乘船赴港，暂别上海寓所。
1941年夏，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第二次带儿女赴港探亲,梅兰芳决定葆琛、葆珍(后改名绍武)留港读书,而葆玥、葆玖于当年秋随母回上海。
梅兰芳自己在香港则息影舞台,深居简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他为了拒绝日寇胁迫演出,断然蓄须明志,洁身自好。
1942年夏，梅兰芳回到离别4年的上海马思南路寓所。那天,福芝芳和儿女、亲友见到留着胡子、突然回家的梅兰芳,真是惊喜万分。福芝芳趋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含着眼泪说:“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
梅兰芳虽然平安地回到上海,但等待他的却是更为严峻的日子。1942年秋的一天,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突然来到马思南路梅宅,闯进书房,说找梅兰芳有要事商量,非要会见不可。梅兰芳听说褚民谊来访,怏怏不乐地从楼上来到二楼书房。他的两位挚友冯幼伟、吴震修正巧在梅家,放心不下,也跟随他一起来到书房。
褚民谊提出,要梅兰芳在当年12月作为团长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胜利”。
梅兰芳先表示盛意心领, 接着又指着自己的胡子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噪子,早已退出舞台了。”但褚民谊不知廉耻地说：“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
笑声未落,只听见梅兰芳巧妙地讽刺道：“我听说你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腔唱得很不错。我看你做团长率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禇民谊遭梅兰芳揶揄,十分尴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狈不堪,自知再说只能自讨没趣,只得悻悻而去。当时在座的两位挚友,起先深为梅兰芳担心,此时见他冷静、机智,气走了大汉奸,都钦佩地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畹华(梅兰芳字畹华),你可真有一手!”梅兰芳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我猜想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果然不出梅兰芳所料,事隔不久,华北驻屯军报道部部长山家少佐又派汉奸朱复昌来胁迫,说既然梅兰芳年纪大了不能再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总不能再有什么理由推却了吧。同时威胁说,若再有违抗,便以军法处置。
就在梅兰芳一家为此苦思脱身良策时,梅兰芳一位懂医道的表弟秦叔忍闻讯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知道梅兰芳不管打什么预防针都会立刻发烧，因此建议梅兰芳连续注射3次伤寒预防针,造成卧病在床的事实。为了不给日寇演出,梅兰芳不顾打预防针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毅然请来私人医生吴中士为他打了3针,顿时发起高烧,昏迷不醒。吴大夫事后充满敬佩地对梅兰芳长子梅葆琛说：“当时我真不忍心给你父亲打这种预防针,这对你父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同时也很危险。当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可你父亲对我讲:‘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了,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你父亲接连打了3针。”
山家少佐得知梅兰芳突患重病,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打电话要求日本驻沪海军派一名军医到梅家去査明情况,结果确实看见梅兰芳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量体温,高烧竟达42摄氏度。就这样,梅兰芳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诡计,充分体现了他坚贞不屈的品格。
作画卖画 艰苦度日盼望胜利
梅兰芳坚拒为日伪演出,不仅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忍受着煎熬。
梅兰芳自从在香港息影舞台后,除了要维持自家的日常开销外,还要接济梅剧团成员的生活,以致多年的积蓄花费殆尽,无奈只得叫夫人去北平, 忍痛变卖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连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一起折价卖了。据绍武回忆:“记得有一年除夕,我的外婆寻找一个每逢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但遍寻不到,父亲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
上海几家戏院老板见梅兰芳的生活日渐窘迫,争相邀请他出来作商业演出,但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一天,中国大戏院的经理登门拜访梅兰芳,好心劝说道:“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梅兰芳听了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要考虑一下,再回复你们。”这只是他的托词,其实他心中早做了决定。
他对朋友坚决地表示:“我不干!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有什么大不了!”又解释说:“我不能为这点小利而演出。你要想到，如果我能演营业戏,难道敌伪的庆祝会就不能演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这个挡箭牌好不容易留起来的,如果剃了,去演营业戏,他们能放过我吗?为了眼前的利益,虽然能解决剧团全体成员和自己的生活,但断送了我的气节,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梅兰芳青年时代在北平,就曾向王梦白、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等名家学画,中年时代在上海又向汤定之学画。他喜爱画人物、仕女、梅花、苍松和佛像等,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如他笔下的仕女,体态匀称,脸色柔和,美丽动人。他不曾想到,他的画艺竟会成为坚拒为日伪演出后的生活来源。
梅兰芳以前画画只是个人喜好,并借此体验绘画艺术与京剧艺术的相通之处,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如今,他要靠绘画谋生了,不禁有些惶恐起来。他曾自谦地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为此,他向朋友借来收藏的古人真迹,用心临摹。
据梅葆琛回忆：“父亲习惯于晚上安静之时作画,有时要画到天亮后才休息。有一次,父亲的秘书许姬传看他作画,看着看着困了,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待他一觉醒来, 天将大亮,父亲仍坐在桌前全神贯注地作画,脸上毫无倦容。父亲见许醒来,笑着说：‘我当年演戏找到窍门后,戏瘾更大,现在学画有了门径,就有小儿得饼之乐。’”
那时,上海实行灯火管制,晚上时常要停电。梅兰芳为了赶画作,就买了一盏汽油灯,以备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有一次,梅兰芳在给汽油灯打气时,一不小心,火冒出来把手烧伤了,还留下了伤疤。梅兰芳庆幸伤痕不大,要是烧得厉害,那日后就上不了台了。
1944年初夏的一天,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等来到梅兰芳书房,看了他近来画的一批画,一致认为梅兰芳的画艺大有长进,遂建议他开个画展。次年春,梅兰芳、叶玉虎画展成功举办,不到几天,梅兰芳的展品便被抢购一空。
梅兰芳在艰难困苦中,寄情书画,时时盼望抗战胜利的一天。他创作的一幅红梅图题为《春消息》，集中表达了此种心情。他还在一幅《达摩面壁图》上题了双关的跋语:“穴居面壁,不限魍魉,破壁飞去,一苇横江。”
梅葆琛深情地说:“我父亲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了生活,用无言的画笔勾画出了一个普通艺人爱国拒敌的高尚情操，一直坚持到日寇的投降。”
抗战胜利 剃须重新登台献艺
梅兰芳尽管蓄须明志,坚拒为日伪演出,但他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上海，常会关上门窗,自拉自唱,练习嗓音,像保护眼睛似的保护嗓子，还不断地温习自己的剧本,从未间断。他曾对朋友说:“总有一天, 会叫日本军阀垮台,到那天,我剃了胡子重新登台。”
梅兰芳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他听到这盼望已久的消息时,激动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这天,梅兰芳的朋友们欢聚在“梅华诗屋”,欢庆抗战胜利。忽见梅兰芳从楼上轻步走下来,手里的一把折扇遮住了脸的下半部。老友吴震修说:“畹华,这回你该找理发师把胡子剃了吧!”话音刚落,梅兰芳突然把扇子往下一撤,这时大家才发现他的胡子已刮光了。他高兴地笑道:“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8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过新年还要高兴。”
1945年10月,梅兰芳在兰心戏院参加抗战胜利的庆祝会,8年来第一次登台,和程少余演出《刺虎》。这天,梅宅来了许多中外记者,争着采访梅兰芳。梅兰芳化完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谦虚地问大家:“你们看我扮出来像不像?敢情搁了多少年,手里简直没有谱了。”
11月28日,梅兰芳在美琪大戏院首次举行复出公演,演了《刺虎》《断桥》《思凡》《游园惊梦》和《奇双会》5个剧目。那时,临时售票地点就设在马思南路梅宅,弄堂和家中的花园里挤满了人,戏迷们争相购票。
为了一睹梅兰芳首次公演,梅家的大门差点被戏迷们挤破。3天的戏票很快就卖完了,有的人为求一票,对售票员央求道:“我们是特地从外地赶来看梅兰芳的,无论如何请卖一张票给我。”
那天晚上,梅兰芳登台一亮相,全场立刻掌声如雷。演出结束后,戏迷们带着崇敬的语气说:“梅先生可真不容易。50多岁的人了,8年没有演出，今天再次登台,功夫仍然不减当年,可真是了不起!”
育儿授徒 向往光明喜迎解放
梅兰芳与福芝芳共生有9个孩子,先后有5个夭折,活下来的4个即葆琛、绍武、葆玥、葆玖,唯独小儿子葆玖1934年3月生于上海。
为使梅派艺术后继有人,梅兰芳早在1943年就让梅葆玖正式拜王幼卿为师学戏。那时福芝芳的师妹李桂芬带着女儿卢燕寄居在梅家,直到1947年母女俩赴美国。李桂芬在梅葆玥课余教她唱老生。梅兰芳非常关心梅葆玥、梅葆玖姐弟学艺，谆谆告诫他们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去练习。直到梅葆玖开始学演《生死恨》《霸王别姬》这类梅派剧,他才开始给予指导,但仍不忘把梅葆玖的老师王幼卿请来,共同商量着排练。
梅兰芳在沪寓所指点梅葆玖吊嗓，操琴师为王少卿
1946年4月,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结束了4年的流浪生活,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家。梅夫人见到儿子,悲喜交集地说:“你居然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此时,除了梅绍武尚在贵州读书外，全家得以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梅兰芳为了弘扬京剧艺术,一生先后收了109个学生,其中不少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收的。每一次收学生,梅兰芳总要在家中举行庄重、简朴的拜师仪式。仅1948年,顾景梅、陈正薇、杨荣环、丁至云等先后成为梅兰芳的入室弟子。
1948年，梅兰芳在“梅华诗屋”举行陈正薇(前左二)拜师仪式。福芝芳(前右一)、言慧珠(后左三)、顾景梅(后左二)、梅葆玖(后左一)等与他们师徒俩一起合影
梅兰芳把学生视同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爱护,悉心传艺,并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杨荣环家境贫寒,梅兰芳不仅免收拜师钱,还让他住在家中,承担他在上海学艺期间的生活费。
他曾对长子梅葆琛坦言:“我既然收了这么多的徒弟,决不能只图个虚名,而要真正把我艺术上的点滴经验传授给他们,哪怕在一个身段、一个唱腔上,也决不能马虎从事……”
梅兰芳的高风亮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敬。程潜将军是梅兰芳的房东，却从未向梅家收取一分钱房租,以示敬重。但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却有一个自称是“专员”的人,神气活现地说自己是重庆回来的房主,要收回这幢楼,并限期梅家搬走。后来那人又派律师来交涉,气势汹汹。经调查,那是冒名来敲诈勒索的,搬家之事被梅夫人严词回绝了。事后梅兰芳愤慨地说: “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日子不会长了,等着瞧吧!”
抗战期间,梅兰芳在上海虽然与中共地下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地下党通过有关人士一直在设法保护他的安全。抗战刚胜利,梅兰芳就接到过马思南路“周公馆”传来的周恩来的问候。于是,他向周信芳表示想去拜访周恩来,但周恩来出于梅兰芳的安全考虑,予以婉拒。
那时,夏衍、周而复、许涤新等中共人士有的住在梅家的对门,有的住在离梅家不远的弄堂里,彼此常有往来,他们对梅兰芳十分关心。上海执业律师、对京剧颇有研究的周恩来堂弟周恩霔是梅家的一位特殊常客。梅兰芳曾说:“周总理很关心我,经常让周先生(恩霔)来看望我,与我谈论国家大事，日子久了使我在思想上渐渐地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微的认识,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
1949年上海获得新生的那一天清晨,远处隐隐地传来阵阵枪声。梅兰芳一早起来就出门往南走，一路上只见沿街的店铺门前的地上,睡着不少解放军战士。他回家后高兴地告诉家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真是好极了,我心里十分佩服他们。”吃过早饭,梅兰芳又与上海市民一起上街参加了庆祝游行活动。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右二)在马思南路寓所前与丰子恺(右一)、郎静山(左二)等合影
上海解放后,夏衍、于伶和市军管会有关同志经常到马思南路梅家找梅兰芳谈心。6月，梅兰芳应邀进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直到冬天才返沪。临行之前,周恩来提出希望梅兰芳到北京工作。次年春，梅兰芳举家离沪迁居北京。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梅兰芳迁居北京后,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回上海休息,仍住在马思南路寓所,对上海怀有深厚的感情。
梅兰芳1961年8月7日在京去世,几十年风雨沧桑,他的上海故居早已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当年的梅宅遗迹已难寻觅,花园里也杂草丛生,凌乱不堪。不过,弄堂大门口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抗战期间曾在此居住”的字样,还是会常常唤起人们对梅兰芳蓄须明志、勇斗敌寇的爱国精神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