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3-7岁学前班小朋友课前预习小故事
“名人”可以指：著名人物，又可称作名流(英文：Celebrity)。日语中的名人，泛指各行各业中能力崇高而备受景仰的人物。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分享几篇关于历史名人传奇的故事吧。
【喜欢有什么用】
袁隆平是我國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可以说他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不过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袁隆平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
年轻的时候，袁隆平很喜欢拉小提琴。在求学之余，常常利用闲暇练琴。那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滴水成冰的冬日，大家上完课后都裹在被窝里暖和，袁隆平却拉起了小提琴。怕打扰同学们休息，他就带着小提琴到外面去拉。寒风呼呼地刮着，袁隆平却沉浸在音乐中，丝毫不畏惧严寒。有时拉琴占用了做作业的时间，他便常常补作业补到深夜。
很多人颇为不解，喜欢拉小提琴有什么用?不仅对学业毫无帮助，而且也不可能从事音乐职业，岂不是自找苦吃?对此，袁隆平只是笑笑，却不做过多的解释。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要问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要问，可能就是很享受真心喜欢一件事物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吧!这大概就是喜欢的意义。
1953年8月，袁隆平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偏远的环境，落后的条件，袁隆平一待就是好几年。在那段艰苦而又寂寞的时光里，袁隆平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卸下满身的疲惫，在月光下对着田野拉起了小提琴。那悠扬的琴声填补了很多无聊的时光，也丰盈了每一个辛劳的日子。也许内心有过真正喜欢的人或事，你就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每一天都很温暖很快乐。
2001年，在一次科学界组织的文艺晚会上，年过七十的袁隆平拉了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赢得了满堂喝彩。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而它的作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样身为走在科研之路上的人，他们同样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作为陪伴，于是，在科研路上付出的所有艰辛和拼搏，也变得生动、迷人。
【不务正业的音乐家们】
1858年5月15日，年轻的亚历山大·鲍罗丁从俄国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他以一篇《化学与毒理学视角上砷酸与磷酸的类比》取得了医药化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又赴德国海德堡从事博士后工作，致力于有机卤化物和苯衍生物方面的研究。
当然，今天的人们知道鲍罗丁并不是因为他在化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音乐。自古宅男爱艺术，鲍罗丁就是典型代表。1862年起，他开始跟随巴拉基耶夫学习作曲，第二年更是与一位钢琴家结婚。他的两部交响曲与两部弦乐四重奏接连出版，还被吸收进了由5名俄国主流作曲家组成的“强力集团”里。但是，尽管已经在作曲界混到了这种地位，鲍罗丁仍然没忘记他作为化学家的本职工作。1872年，他独立发现了羟醛反应，这种反应是现代医药合成的基石之一。鲍罗丁上百年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可以在学术数据库里查到。
据说，这位化学家经常在实验室里酝酿乐思，写作乐曲，因此也经常耽误实验甚至弄坏实验器材。好在他两方面都没有耽误，不论音乐还是化学方面的成就都足够令他留名青史了。
其实在著名作曲家里，在别的领域也有建树者不计其数，特别是不少作曲家拥有法学或是医学学位。最夸张的例子也许是法国作曲家卡米尔·圣桑了，这位大音乐家简直是几百年一遇的天才，除了《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他还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则涵盖了声学设计、罗马帝国时期剧院的内部装潢、古代乐器等领域，还写作过一本哲学专着，写过诗集和剧本，在大学里开讲座讲解海市蜃楼的原理。作为法国天文学会的会员，他经常为日食等天文现象的出现而举办专场音乐会，这位跨越了无数个领域的天才成为当时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许多人批评他太过“不务正业”而耽误了作曲。但圣桑流传下来的杰作已如此之多，难道还不够伟大吗?
前不久，著名的维也纳医科大学向39岁的曼弗雷德·赫金颁发终身教职，他是一位糖尿病及肾脏移植方面的专家，同时他的名字在音乐界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赫金2001年加入了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兼职拉琴，同时在德国继续着繁忙的学业;几年后，他不仅拿到了医学学位，还被选拔进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其实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想成为某个领域里的专家尚且越来越难，达到“一专多能”的程度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音乐家们也未尝不能在别的领域里试试身手，虽然未必成“家”，但人生必将因此而更加绚丽多彩。
【爱因斯坦的“无知”】
在电视节目中，偶然见识了一位神童。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男孩，当场表演拿手绝活：背《新华字典》。主持人随便报了几个汉字，小男孩不假思索，脱口就能说出该字所在的页码。主持人将信将疑，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新华字典》一一核对后，嘴巴再也合不拢了——竟然分毫不差!有观众站起来表示怀疑，报了自己的姓名，请他说出那三个字的页码。小男孩依然对答如流，一字不差。刹那间，掌声雷动，现场观众无不折服，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若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相信世上竟有如此高人，我不由得锁定了频道。
现场表演完毕，神童的父母被请上台，向观众介绍教子经验。那是一对中年夫妇，看到儿子大大地露了脸，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她说，儿子从小就记忆力非凡，在他五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逼他背字典，经过整整六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成绩。
节目尾声，主持人问小男孩：“等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他一脸稚气地回答：“我想当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理想远大，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只可惜，爱因斯坦无法听到这句话了，如果他老人家地下有知，肯定会被气得够呛。
当年，爱因斯坦遭受纳粹迫害，被迫移民美国。当他搭乘飞机到达美国时，机场已被欢迎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这样的场面当然少不了记者。有个记者没话找话，问了他一个物理学上的数字，可是谁也没料到，爱因斯坦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知道。”简直难以置信，这不过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就连在场的不少外行都知道答案，按理说，绝不可能难倒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难道是他觉得问题过于简单，想摆摆架子，不屑作答?
时隔不久，有人问起此事，爱因斯坦诚恳地说：“我确实不记得那个数字。”看到对方的不可思议，爱因斯坦解释道：“我没有必要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只要在百科全书里面一翻就能翻到的数字，我从来不去记它。”
原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背出来的!
看完节目，我忽然来了兴致，上网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结果又被吓了一大跳。神州大地，竟然神童辈出，除了背字典的，更有熟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三百五十位的四岁女童，熟记千首唐诗的五岁男童。嫌顺着背显不出能耐的，就倒背圆周率……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此言非虚。
难道背下一部字典就能当语言学家，记住了千首唐诗就能当诗人，背下了圆周率就能成为数学家?当然不行。如果说顺着背还有一点点意义的话，那么倒着背就实在令人费解了，这样的神童要来何用?
既然毫无意义，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前仆后继呢?这恐怕不是孩子的本意，倒是家长能借此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心：看，咱家孩子多有能耐!殊不知，如此教子，训练出来的不过是一部背诵机器，是以牺牲孩子宝贵的童真和想象力为代价的，有百害而无一利。道理很简单，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绝不是机械的重复。
【朱熹收礼】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出任江西南康知府，在任期间，朱熹清正有为，很受百姓爱戴。
有一次，朱熹寿辰，书院的很多书生和百姓得知，都自发前来祝贺。朱熹很欣慰，不过，他婉拒了大家送来的贺礼，耐心解释说这是他一贯的原则。
百姓们听了朱熹的解释，都纷纷带着贺礼回去了，一个菜贩却不肯走，执意要把一筐蔬菜留下，他说：“天气太热了，我的这筐菜没卖掉，如果你也不要，拿回去就只能喂猪了。”
菜贩的话让朱熹的手下们很生气：怎么这么说话?这礼物送得也太没诚意了，不料朱熹却对菜贩拱了拱手说：“谢谢你的心意，这礼物我收下了。”
事后手下问朱熹为什么要收这礼物，朱熹笑了笑说：“收了别人的礼物，会坏了我的名节，可如果不收菜贩的礼物，那就是浪费了，浪费才是对名节最大的损害。”
一个真正拥有高尚情怀的人，往往不拘泥于外在形式，而以真诚待人。
【马连良巧解矛盾】
马连良是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1922年，马连良来到上海演出，其间，有一场他与白牡丹(荀慧生)合作演出的《打渔杀家》。当时，宣传的海报刚一贴出，买票者就蜂拥而来，大家都想一睹马连良的精彩表演。
不过，就在马连良准备演出的前几天，上海剧评界为了一件事争论不休：谭鑫培当年在《打渔杀家》中饰演萧恩时穿的什么鞋。一派说是“鱼鳞洒鞋”，另一派却说是“薄底靴子”，两派为此大打笔墨官司，场面好不热闹。
马连良明白问题有些棘手，他赶紧给人称梨园“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写了一封信，询问谭鑫培演出时到底穿的什么鞋。王瑶卿在回信中表示：“谭先生虽然穿鱼鳞洒鞋的时候多，可也穿过薄底靴子，两派的说法应该都没有问题。”看了回信，马连良心里一下子有了主意。
到了演出这天，马连良饰演的萧恩上场了，大伙全都将目光投到他的脚上，结果发现马连良穿的是鱼鳞洒鞋。不过，等到萧恩第二场出场时，大伙再往马连良的脚底一瞅，发现他已经换了薄底靴子。
就这样，马连良用这种鞋、靴两穿的方法，机敏地为双方调解了矛盾，不仅平息了这场争论，而且顾到了双方的面子。马连良用心良苦，巧借“穿鞋”调解矛盾的做法，在上海更是传为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