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中学生了解历史课程的短篇故事分享

　　了解历史故事的意义了解一个国家就要先了解它的历史，历史故事是让我们最容易了解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世界历史、清朝历史等不同地域，不同朝代历史最快捷方法。经典历史故事等你来品味。

　　北击匈奴

　　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国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必在将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与大汉为敌者死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国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二○○年，汉高祖刘帮领步兵三十二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四十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小学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虏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七十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七十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从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七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略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虏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略吏民。

　　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以汉军十万出塞七百里，俘右贤王部一万五千。而秋天，匈奴又杀代郡都尉，虏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汉军十余万骑，再击匈奴主力，得首虏一万九千余级。匈奴屡遭重创，乃将主力退至漠北。但在东线方面，匈奴实力尚强，元狩元年(前一二○年)，又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军相遇，经短兵肉搏，斩虏首一万八千级。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汉军数万骑，越居延泽，攻祁连山，俘三万多人。而后匈奴浑邪王带四万人来降。汉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连一带的牧场。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并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一二○年)，匈奴又南下右北平与定襄，虏掠千余人。次年，汉决定以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绝漠远征。卫青一路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相遇，战至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飞沙扑面，汉军乘机包围匈奴。血战之余，匈奴军除单于以下数百骑遁走外，被歼一万九千余级。东路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内二千里，与左贤王接战，斩俘匈奴七万余级。直抵大兴安岭，乃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大兴安岭之一峰)，临翰海沙漠，豪气干云，全胜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无王庭。数年之后，公孙贺与赵破奴曾各领万骑出塞千里，不见匈奴。元封元年，刘彻亲领十八万骑巡视北方，出长城，登单于台，旌旗千里。遣使叫单于能战则战，不能则来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单于大怒，却也只能扣留汉使，迁于北海(贝加尔湖)，不敢近汉之边塞。

　　匈奴经数次大战，人口牲畜损失惨重。短时内再无力侵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遭受外来打击而衰弱时，内乱也就接踵而至，因为对于怎样扭转不利局势，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匈奴势力削弱，原来受其控制的其它民族也乘机独立，匈奴则发兵去镇压。丁零，乌孙，乌桓等国与汉联合，从各个方向围攻匈奴，匈奴死伤甚为惨重。汉昭帝时，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经过一番争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宣帝五凤四年，北单于郅支进攻单于庭，南匈奴不敌，乃南迁至汉朝边塞附近，要求与汉合作。甘露三年(前三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入长安朝见天子。

　　武功与文人

　　观中国历史，几历衰亡，莫不因无用文人权重朝纲，或舞文巧法，朋比党争，或不切实际，空言异想，迂腐误国。文人总以虚华之词，陈烂之调，一跃而居高位，盖过沙场征战的武臣。重文轻武，抑兵过甚，乃至国破家亡者，宋明两朝是也。汉朝虽武功盖世，但到匈奴势衰，天下太平时，文人的地位就开始超过武将。陈汤万里远征，斩单于首，万夷慑伏，本应封候。但匡衡、石显竟认为陈汤私自出兵，罪大当诛，更不能封爵。最后有大臣抱不平，元帝才封他食邑三百户。到汉成帝时，匡衡又挑出陈汤的一些小错，竟想要治他死罪。其实成帝对陈汤还是很赏识的，但朝中文臣对他的嫉妒排挤，使他不但不得重用，反而屡遭迫害。

　　希望这种悲剧再也不要发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独尊儒术

　　西汉儒家公羊学派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选为首列。此后多次上书、讲学，着书立说，阐述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依据儒家经典《春秋》，进行铺陈演绎。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强调“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灾异论”，劝说皇帝顺天行事，如日月蚀、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对皇帝逆天行为发出的警告，借以限制封建统治者过分腐败。董仲舒还主张“德刑并举”，以教化为本。立太学，设庠序，加强封建思想统治。并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兼并的经济主张。董仲舒的学说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汉及以后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年老辞官，终于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很多人将董仲舒当成罪人，把儒学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专制化的导火线都往他的身上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为他解套，从学术发展的趋向(诸子并立迈向学术融合)、儒学体系的完成(为儒学建立形上学的依据)甚至是政治现况(为汉政权寻求学理上的合法性)来看待董仲舒的学说。虽然如此，但无可避免的，当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时，大多就此摇了摇白旗。消极的，就采回避策略，提过就算，把帐全算在邹衍身上;积极的，就立一“宇宙论”名目来安置，认为董氏完成了儒学的全盘架构。

　　董仲舒为什幺会提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汉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认为，阴阳五行的提出，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淮南子》的“时令训”、《礼记》的“月令”脱不了干系，是一种思维在流行发展下的产物。姑不论董氏这部份的学说源头是否真是如此，但此举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个时代性的转化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