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的发展由来

　　瓷器是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那么瓷器是谁发明的呢?接下来小编为大家介绍瓷器的由来，一起来看看吧!

　　瓷器的由来

　　在中国，“瓷器”一词最早见诸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隋书》何稠传》记载的“匠人无取清意，稠以绿瓷为之”。当时的绿瓷应该包括我们今天称呼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质感很好的制品。磁县博物馆已有收藏，但当时不称“青瓷”而称“绿瓷”。

　　“磁器”一词早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内。当时磁、瓷的使用也分别得比较清楚。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

　　当时磁州的一些窑场都会生产到唐代。那么磁器的最初出现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称涵义一样，指的是磁州所产陶磁器。当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个河北南部一带的产品。这种磁器与瓷器在外观上肯定有区别。因此《新唐书》才以不同称谓加以记载。《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土贡延埴盎缶”当时磁州属于河北管辖，似可旁证“磁器”也包括盎缶类产品。在实物资料方面，磁州的临水曾经发现唐代窑址，墓葬出土过许多唐风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妆白瓷、酱褐釉瓷。这些都可以纳入“磁器”范围。

　　由于磁器产量巨大，不仅行销范围扩展止整个中国北方，官民具获其益，还有许多输出国外。导致文献记载中出现以“磁”代“瓷”现象，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后“磁”“瓷”开始出现混用现象。

　　元时陶瓷文献广泛使用“磁器”的称谓来指胎体坚固的陶磁制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学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韵府》卷96。〈七蜀钵脱。磁钵条》中咏道：“累累山果映磁钵，薄薄浊缪半瓦壶”。《元史》记载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来，景德镇部分学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设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写史料为“浮梁瓷局”。真可一晒)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词文枕上，彭城磁州窑仍然保留了“礠窑”之称谓。宋、金、元、明、清时期，我国各地许多生产陶磁的地名也统统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东的“磁村窑”，福建的'磁灶窑"，宁夏的"磁峰窑"，“磁器”用语风靡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磁州窑研究热的几度兴起，古代陶瓷遗址不断发现。磁州窑文献研究也取得进展，一些历史悬案迎刃而解。在论文与报刊文章中，磁州窑称谓使用趋向规范与统一，磁州窑名称使用频率增多。其次，磁州窑产品内涵与窑系外延逐渐丰富与充实。

　　近年来，在磁州窑的故乡--彭城陶瓷产区，一些宾馆、饭店开始重新使用“磁都”一词来起名字，如磁都饭店、磁都宾馆、磁都影剧院等。重新使用“磁”字，表达人们对昔日“磁器之都”的怀念、热爱之情。其中或许对古磁文化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愫。

　　以笔者之见，即使在现代，“瓷器”与“磁器'两词不妨继续混用下去，可由人们自由选用，无妨各表其义下去。固有的使用无需重新改变。因为，文字的使用要一个顾及历史的延续，对原有的文献亦不必做狗尾续貂式的改变。否则，就难免逃脱阉割历史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们从“磁器”一词的诞生到其取代“瓷器”之演绎，由此可见磁州窑对人类文明和发展史的贡献。并由此看出民窑磁州窑之顽强的生命力，与曾经的喷发式的张力。

　　外国瓷器发展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