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励精图治走向昏庸无道——宋徽宗的统治

　　短暂的励精图治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即位，人事安排常常是大家注目的焦点。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文官集团已逐渐分化成两大派别：支持新法的(新党)和反对新法的(旧党)。两党势力随着最高统治权力的态度取向而互有强弱。每当最高统治者发生更替，便是两党竞相倾轧的大好时机。大宋最忌讳“朋党”，而今因变法立场的互不妥协，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反而愈演愈烈，这是宋仁宗以来多位皇帝多没有想到的。宋徽宗的即位，成为一个新的两党矛盾激化的契机。

　　大宋自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开始，改革、变法便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旋律，此后历代君王无不坚持改革、变法，而且一脉相承。宋徽宗即位之初，也想振兴宋室江山，这使得他必然倾向于支持新法。于是，即位之初，他便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不管是用人，还是纳谏，他都做得很好，而且颇有主见。

　　在用人方面，他起用了已经年届七旬的范纯仁。范纯仁是哲宗时期的宰相，也是著名改革家范仲淹的儿子，此时他已双目失明。范纯仁公忠体国，为人正直，但实在无法为朝廷效力。宋徽宗却明确宣谕“今虚相位以待”，并赐茶药，催他早日觐见。害得范纯仁一方面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背负巨大的负罪感，唯恐耽误国事。范纯仁事后虽然入朝，但鉴于身体状况如此，遂多次请求归阳林泉。宋徽宗几番慰留之后，也只好答应。之后，在韩忠彦的倡议下，宋徽宗又恢复了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等三十余人的原有官职(或封号)，又给哲宗时期无故被废的孟皇后恢复名誉、尊为元祐皇后。这些具有“仁君”风范的做法，受到朝野一致的称赞。

　　在纳谏方面，宋徽宗的表现也可圈可点。虽然有时躲躲闪闪，但合理谏议一般都会得到采纳。宋徽宗因为爱好广泛、会玩，所以时常受到言官的提醒和批评。例如，宋徽宗有次在皇宫里放风筝，风筝落入百姓家，百姓因此惊恐不已。枢密使曾布想宋徽宗奏明此事的时候，宋徽宗当场否认说，不会有这等事，可能是民间妄传，容朕查明再说。曾布不吃这一套，从容论道：你现在还年轻，罢朝之后的闲暇时光偶尔为之，倒不会严重;但若非要有人追查这个事，使人受冤，到时候恐怕有损您的圣德。徽宗于是理亏，赶紧表示马上改正。对于朝政大事，即位之初的宋徽宗也能从善如流。右司谏黄葆光上疏指出“三省官员太滥，迁补、升转及赏罚不尽合理”，宋徽宗“即命厘正之”，一时士论翕然。

　　由于宋徽宗从谏如流，结果上书言事者越来越多，而且主要集中在用人方面。这些奏疏大体分三种立场：其一，维护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新法，主张逐除“元祐党人”(变法的保守派，主要是哲宗亲政前的当权者);其二，维护“祖宗之法”、反对新法，主张大量启用元祐旧臣、贬逐新党人士;其三，不管什么党，不分新旧，唯才是用。

　　宋徽宗选择接受第三种意见。不论支持哪一党，都会激化两党之间的对立。对于新法，大臣之间认识不同，并非尽是奸邪徇私之辈;倒是一些不得志的人，反而愿意挑起党争作为进身之阶。所以，公平用人、不偏不倚才是正途。于是，他下诏明示自己的用人观：“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接着，宋徽宗改元“建中靖国”。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祐、也不附和绍圣。

　　种种迹象显示，这位年轻的天子会是一代明君。因为他能够虚心纳谏，能够知错就改，能够公平用人，能够平息党争。这一时期的政治得到史学家王夫之的称赞，他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

　　然而，这一良好开局实在好景不长。谁也没想到，一年后宋徽宗的政治路线竟然发生巨大转变，朝政急转直下。

　　迫害元祐党人

　　宋徽宗改元“建中靖国”之后，向太后于这年正月去世。这给新党创造了机会，因为向太后倾向于旧党，所以她的去世对旧党无疑是一大打击。宋徽宗改元“建中靖国”的目的，既是不愿意盲从新旧两党，同时也是希望能调和两党矛盾、使其形成合力共振朝纲。

　　然而，接二连三的上疏让宋徽宗不胜其扰，党争再起。旧党继续将新党称之为“小人”或者“奸邪”，并以君子自居，认为“人才固不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至治者”。这种不妥协的战斗姿态也势必会激起新党的对抗。宋徽宗对此非常反感。因为他已经公开宣示过自己的用人政策是“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且以极大诚意平息党政、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他同时任用韩忠彦和曾布分别为左右丞相，这就是诚意的体现。

　　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属于旧党。曾布，新党的代表人之一。韩忠彦性格柔懦，本不适合做宰相，但宋徽宗仍让他做左丞相，地位略高于右丞相曾布。这既是一种对旧党的照顾，也是一种平衡。朝廷政事实际上多有曾布做主。但是旧党人士率先肇事之后，曾布也抓住机会推波助澜。他注意到宋徽宗对旧党的反感，并且皇帝本人实际倾向于“绍述”父兄之意;于是授意言官公然鼓励宋徽宗“绍述”神宗之法，排挤旧党。曾布本人也不失时机地劝谏宋徽宗“尽复绍圣、元符之政”。

　　为了排斥异己，曾布建议徽宗启用一个叫蔡京的官员为相，意图贬逐韩忠彦。而韩忠彦此时已与曾布交恶，也打算推荐蔡京入朝。蔡京就在这种情况下意外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虽然人们对他早有争议。

　　蔡京，福建兴化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为人奸猾，擅于权谋。他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之所以能得到新旧两党的同时信任与推荐，源于蔡京的两面派做法。当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的时候，他率先响应并完成任务，后来哲宗亲政后，宰相章惇考虑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蔡京竟然又积极赞成。这种两面派既让人不耻，也让两党分别看到了可以被拉拢的希望。曾布打算推荐蔡京的时候，他的弟弟就提醒他此人一旦得势，万一立场转移，恐怕新党也要遭到打击。但是曾布不为所动，仍然冒险推荐。

　　蔡京此时早就觊觎朝中官位。他一心巴结、讨好宋徽宗身边的人。宋徽宗爱好书法、绘画，常遣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恰巧蔡京正在杭州任职，而且他本来就是书画高手，冠绝群雄。听到有皇帝身边的人来本地搜集书画，蔡京于是主动巴结童贯。童贯便把蔡京画的屏幛、扇带等物送到宫中，并乘机为蔡京美言。宋徽宗终于决定起用蔡京。

　　既然新旧两党都推荐蔡京，蔡京在书画方面又有过人之才，宋徽宗于是顺水推舟把他调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蔡京就这样几乎是“众望所归”地登上了中央政治舞台。他的入朝是新旧两党党争的结果。不论此后他对朝廷是灾难或福音，都是拜党争所赐。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宋徽宗已坚定“绍述”父兄之意，遂下诏次年改元“崇宁”。“崇宁”，就是崇尚“熙宁”(神宗年号)的意思。所以，崇宁元年，也就是宋徽宗回归新法的元年。

　　蔡京非常擅于揣摩徽宗圣意，知其有意修熙宁、元丰年间政事，于是推波助澜，上疏攻击元祐(哲宗亲政前的年号)之政，主张绍述熙丰政事。结果，第一个受打击的自然是旧党。韩忠彦不久被罢免。但是新党的代表人曾布也没因此得到便宜。以前与韩忠彦共事时，韩忠彦比较柔懦，政事主要由曾布做主;现在蔡京取代了韩忠彦之后，可不似韩忠彦那般柔懦无主见，二人互相争权，最后曾布落败被罢相、贬逐。蔡京史无前例地同时出任左丞相、右丞相，权倾朝野，极尽荣宠。

　　本朝制度设计，是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出现“权相”的。不仅如此，当年太祖太宗还处心积虑削弱相权，具体办法就是：同时任用多人为相、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再让枢密院割走军权、让“三司”割走财权，还用台谏来监督弹劾。如此严密的制度设计，为何还是出现了“独相”(唯一宰相)蔡京呢?这需要略费笔墨加以梳理说明。

　　蔡京得徽宗宠爱，能独享相权、权倾朝野，这首先还是制度上的原因。按照太祖太宗皇帝的制度，是绝不可能出现蔡京这样的“权相”的。因为始终是多人为相，算上参知政事，再少也不可能少于三人。但是宋神宗在元丰年间的改革从根本上转变了宋初的制度设计。这场改革也被人们叫做“元丰改制”(前面已有过介绍)。元丰改制的最大变化，就是因为效法唐朝三省六部制度，并略施改革，仅以尚书省正、副长官为宰相。所以元丰改制后，宰相的人数变成了“最多二人”。并且随着军国事物的需要，相权又逐渐重新囊括了财权和部分军权。(王安石变法时，三司之财权已逐渐被部分纳入相权;后司马光为相后，更是极力主张财权全部归宰相。)所以，是元丰改制从制度上扩张了相权。理论上，宰相仍可实现二人制衡，但宋徽宗罢黜韩忠彦、曾布后，不愿意设置2位宰相，而是让蔡京兼职正副宰相，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蔡京这个“权相”的出现，是既有制度做基础、又有宋徽宗在人事上的促成。

　　王安石也曾被人视为“权相”，但跟蔡京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王安石当年有权，那是神宗皇帝的临时性支持，不过是“显得”很有权而已。但蔡京的权力，是有制度的保障，是实实在在的“有权”，再加上徽宗皇帝的厚爱，他的“权”绝对不是临时性的。蔡京这个权相，此时仅有的制衡力量只剩下两方面：台谏部门和皇帝本人。元丰改制，虽然增强了相权，但台谏部门的职能不受影响。只要台谏部门愿意弹劾，蔡京就会应声落马。但是站在蔡京这个位置，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宰相职权以及宋徽宗的厚爱，反过来影响台谏部门的运作。因为既然只有台谏部门和宋徽宗能制衡自己，宋徽宗又十分信任、厚爱蔡京，那么对蔡京来说只需要搞定改台谏部门就畅行无阻了。蔡京当然懂得、并且一定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