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战役对于参战的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

　　100年前，一场英法认为只要协约国联军现身就能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望风而逃的加里波利战役，最终成为了导致双方13万人阵亡的绞肉机。那么这场战役对于参战的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战役对于参战的国家产生的影响

　　4月24日，土耳其提前一天为死于一战期间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 Campaign)的军人举行国际纪念活动，这次100周年纪念是有史以来对该战役最大的一次凭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以及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出席仪式。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大洋洲，当时的参战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年一度纪念加里波利战役阵亡将士的活动也将进入高潮。1916年开始，4月25日就被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土耳其、英国和加拿大定为澳新军团日(Anzac Day)。

　　同一天(4月24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活动。“亚美尼亚大屠杀”是指1915年至1917年之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多达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事件。土耳其方面一直承认存在屠杀，但强烈反对把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理由是当时并没有系统性地毁灭亚美尼亚__信徒。

　　据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亚美尼亚指控土耳其将加里波利主要纪念活动的时间提前一天至4月24日，是故意削弱同一天在埃里温进行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影响。

　　加利波利战役的伤亡简述

　　1914年7月一战爆发，在初期的马恩河战役后，协约国(一战时主要由法、俄、英、意和美组成)与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欧洲西线战事陷入僵持。英国和法国认为可以在东部开辟战线，以逼迫德国的同盟国盟友——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事，从而支援俄国对德作战。

　　按照当时英国的预计，如果一切顺利，联军快速拿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中立国家就会加入协约国阵线，将德国孤立，而整个冲突将向有利于英法俄一方的局势扭转。不幸的是，加里波利战役被证明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协约国本以为只用海军就能让土耳其军队望风而逃，但1915年2月的海上进攻未获成功。联军于是开始尝试通过陆上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加里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欧洲部分，西面为爱琴海，东面为达达尼尔海峡。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卡尔·布里奇(Carl Bridge)教授的研究成果称，有35万英军、7.9万法军和7.4万澳新联军参与了战斗。

　　协约国大大低估了敌人的实力。History.com网站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前夕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一直被称为“欧洲病夫”。该国军队名声太过糟糕，英法两国甚至认为只要联军一现身，奥斯曼帝国政府就会垮台。

　　由于先进战舰都在忙于对德作战，联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使用的几乎全部是过时的作战船只。不止如此，他们在敌方情报收集方面也没下功夫。由于缺少地图，当地沟槽遍布的陡峭地形让联军呆若木鸡。最关键的是，很多士兵作战经验不足。

　　加里波利登陆战于1915年4月25日打响，协约国打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由于缺少实战训练，加之对半岛地形一无所知，澳新军团士兵甚至在作战第一天就错误地登陆在目标外的无名小湾。

　　在忍受长达数月的炮火、冷枪和痢疾的折磨后，1916年1月，协约国军队最终选择撤退。而这次战役的倡议者、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几乎因这场战役断了仕途之路。

　　尽管在那八个月内牵制了40万土耳其大军，但在留下4.5万具士兵遗体后，联军只向内陆挺进了几公里，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阵亡士兵包括2.5万英军，1万法军和1万澳新联军。而这次战役，却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找到了区别于英国的自我身份认同。

　　以英国自治领(Dominion)军队身份参战的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战役乃至整个一战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失去了数万子弟兵。这场血腥的大战这让两个年轻的国家对自身国家地位、国际行为和责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定位。

　　土耳其军队则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指挥下以阵亡8.6万士兵的代价守住了阵地。击败协约国联军后，奥斯曼帝国爆发独立战争，穆斯塔法·凯末尔最终在1923年创建了现代土耳其，成为“土耳其之父”阿塔土克(Ataturk)，以及国家民族的象征。

　　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纪念仪式在阵亡将士公墓和1915年协约国军队登陆的海滩举行。那场大战整整一个世纪后，已没有参与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在世。

　　在100万参加加里波利战役的各国士兵中，有约13万战死沙场，剩下的人中活到21世纪的屈指可数。阿莱克·坎贝尔(Alec Campbell)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后一位幸存者。

　　1915年10月，16岁的坎贝尔来到加里波利参战，但不久后就因严重腮腺炎病倒，随即因体检不合格回到澳大利亚。

　　归国后，他先在奶牛场工作，后来做木工，最后拿到经济学学位，加入公务员行列。他在2002年5月去世，终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