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都是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那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为何有如此不同的结局，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希望能帮到你。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结局
明治维新胜利：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 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