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变法开始的原因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戊戌变法开始
在115年前，1898年6月11日 (戊戌年四月廿三)，戊戌变法开始。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2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恳切地说明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着实权，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绪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宝座，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自己的处境，支持变法活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绝大部分也是守旧的官僚，他们把慈禧太后当作靠山，根本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各种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中又没有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遭杀害，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政治形势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
经济基础
康有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三、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