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多次迁都的原因
商朝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频繁迁都。商汤建立商朝时都城在亳(今河南商丘)，其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都。商朝为何老是迁都?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商朝迁都的原因，希望对你有用!
商朝多次迁都的原因
商朝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频繁迁都。商汤建立商朝时都城在亳(今河南商丘)，其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都：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都到殷，商朝的都城才基本固定下来。
关于迁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水灾”说，“游牧”“游农”说，“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是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这一说法没有十分坚实的材料做基础，推理上也不成立，因为商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而且越迁离河滨越近，如果这种做法是为了躲避水灾，那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甲骨文是商代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1899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家中发现了它。1908年，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罗振玉查访清楚刻有文字的甲骨来自河南安阳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
“游牧”“游农”说是从社会生产方面去探求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属于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了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然而，商代的甲骨文和后世的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建立时的经济基础已经是农业了，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农业，采用“火耕”的方法，就是把树林烧平后，在灰烬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因此不得不经常迁徙。但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可能因农具的进步，突然停止“火耕”。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是从社会政治方面去解释商都屡迁的。“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这一说法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迁都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应该施惠于民。但是，奢侈是统治阶级的“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后来却不迁了呢?看来这种解释也缺乏说服力。
“王位纷争”说认为商朝前期曾有“九世之乱”，九代商王都因王位传承问题发生过纷争，其直接后果就是商朝王权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削减贵族的实力，就要改变贵族的地利优势，手段就是迁都，这成为商王的战略措施。然而，在盘庚迁殷后，商朝实行了固定的传位继承制度，王位之争减少了，都城也就固定了下来。目前，这种说法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观点。
商朝最后迁都于殷的时间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五百多年，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都城都在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做国君时开始的。
1、决意迁都
商王太甲死后，王室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斗争。由于王位的继承还没有确定的规则，因此每一代君主死后，都会爆发一场激烈的王位争夺战。
盘庚的本名叫做旬，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二十个王。他本是第十九代王阳甲的弟弟，哥哥去世后，他也是通过一番激烈争斗才登上王位。盘庚很善于观察形势，因此深深地明白，应当赶紧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
盘庚认为，扭转国家形势的最佳出路就是把都城迁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地势西高东低，而且前面有一大片土地肥沃的平原。洹水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取用水方便，有利于农业生产。在此开垦荒地，不愁国力不富。另外，殷正处于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管理全国，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迁都还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保障都城的安全。而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2、侃侃而谈，恩威并施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迁都这个决定。一些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迁都，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盘庚于是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用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时而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
《尚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处。他说：“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我要像先王关心臣民那样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我之所以要迁都，正是为了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定。”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就要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他说：“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让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徙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
3、迁都一举，功在千秋
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沉着应对，他告诫官员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生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
盘庚迁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朝也由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再也没有迁移过。
盘庚迁殷，在商代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这使得商代早期四处游移的都城有了定所，此后一直到商朝灭亡都以此为都。商朝从此政治稳定，经济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商也因此有了“殷”的别称。因此，史学界也一直将盘庚迁殷列为商代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有的学者甚至以盘庚迁殷为标志，把商代历史分为了前期和后期两段，盘庚对于商朝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由此可见一斑。
商朝人从不自称为“殷”
“商”作为商朝的国号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同时“商”又是族名，考据“商”这一名称的最早来源，起先，商人将其都城(或控制的中心地带)称之为“商”。久而久之，“商”便进一步衍化为族名、国名，这种由地名、而族名、而国名的现象，在历史上倒也屡见不鲜，古罗马便是一例。其后商人屡迁，但无论迁徙到哪里，经常还是习惯性的称所在都城为“商”。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盘庚定都于殷之后，改国号为殷。如《帝王世纪》载：“盘庚徙于殷，改国号为殷。”《史记集解》载：“商家自徙此，而改国号为殷亳。”《书》载：“迁都于殷，改国号曰殷。”事实上，根据出土的殷商甲骨文来看，商人从不自称为“殷”，而是称“商”、“大邑商”、或“天邑商”。最早对改商为殷一说表示怀疑的是罗振玉，罗氏根据发现的甲骨卜辞而言：“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武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其后，王国维在《说殷》中亦认为，商人改商为殷没有根据。在商代，非但商人不自称为“殷”，就连周边部族也没有称呼其为“殷”的。比如在记载周人向商贡献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便称商为“大邑商”，而自称为“小邦周”(周人当时还是商的附庸)。“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尊称出现的。
改商为殷，当是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以后。“小邦周”一举扳倒了“大邑商”，作为胜利者的报复，周人将被征服的商和商人贬称为“殷”、“殷人”。殷为地名，至多也只是商的都城名，周人此举则意味着贬低商的合法性，否认其正统地位，这种做法很类似于日后，如抗战时，日寇蔑称中国军队为“重庆军”;或时下台海两岸互称对方为“北京政府”、“台湾当局”一样。换句话说，或许我们现在的这种文法习惯还是从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呢。所以商被称为殷，并非出自商人本意，而是周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蔑称。
殷作为蔑称，在《诗经》里面体现得尤为清楚。《诗经》中的《商颂》原是春秋时宋人正考父依据商的名颂改写而成，而宋人正是商朝的遗民。《商颂》中“商”一共出现了七次：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
“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商颂.玄鸟》);
“睿哲维商”(《商颂.长发》);
“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
“实左右商王” 《商颂.长发》);
“曰商是常”(《诗经.殷武》);
“商邑翼翼”(《诗经.殷武》)。
可见，《商颂》中但凡涉及商朝与商族的地方皆用尊称“商”(至少是中性词)，而作为蔑称的“殷”自然是不会被用于歌颂先祖的诗篇中，就连篇名也用《商颂》而不是“殷颂”。相比之下《诗经》中的其它诗篇就没有这层忌讳了，如《大雅.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大雅.荡》：“咨女殷商”。等，“殷”出现凡十七处之多。在其他史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宋人作为商朝遗民是不用蔑称“殷”的，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
另外，象这种使用蔑称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春秋战国时代北方诸侯贬称楚国为“荆国”。《吕氏春秋.异宝》：“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墨子.公输》：“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反观楚人是决计不会称呼自己为“荆国”的。这种做法可以与周人贬“商”为“殷”作一对比。
随着时间流逝，旧日恩怨逐渐淡化，“商”已不再显得那么尊崇，而“殷”也渐渐失去贬义的色彩。到了春秋末期，连孔子也直呼自己为殷人了。(《礼记.檀弓上》，孔子对子贡曰：“丘也，殷人也”。)到了太史公编写的《史记》，也以《殷本记》的条目出现。至于殷商名称真正的由来，此时已被世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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