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国和日本既是既远又近，是“一衣带水”又远隔海洋。日本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民，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每个家庭的历史都有日本军国主义留下的阴影。时至今日，“政冷经热”的局势，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危机中日、亚洲和世界和平友好。应该如何认识日本人?曾经危害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的军国主义是什么?其经济、社会、军事、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根源是什么?是日本民族有生俱来、恒古不变、永远存在的“菊花与刀”的化身?是无差别的“铁板一块”的“全民族”的国民性?请和5068小编一起来看看历史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残暴性的武士道渊源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只用了短短的五十来年时间， 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充分显示日本民族虽然落后但是作为新生的民族，吸纳先进文化的后来居上的优势。但随之而来的不利影响，就是没有经过成熟期的奴隶社会而继承了原始部落的野蛮特性。
12世纪，经过长时期积累，日本军事贵族政权诞生。1192年建立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武士统治日本长达800年。在长期混战不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使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武士是封建家族的待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附庸而存在，其忠诚达到了“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是日本封建制度的宠儿。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封建领主文化的尊崇。
日本封建幕府时代经济，是封建地主领主和财阀(高利贷者)依靠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农民。而武士阶级是领主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的鹰犬，对外是为封建领主统治阶级转移矛盾和掠夺的经济利益进行扩张侵略的工具。
日本从幕府时代开始便形成对外扩张、侵略的传统。侵略朝鲜半岛，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力图控制与支配朝鲜。以及后来日本武士、浪人(倭寇)的大陆冒险与劫掠活动，一直连续不断。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并随后亲自率军亲征。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中国东海海面上出现“倭寇”掠夺活动现象，是日本寻求向外扩张的另一种表现。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这个后来被称为“大陆政策”的计划，丰田秀吉当是始祖。可以说日本国是从历史上就是一个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
而在大化革新时期吸收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度。儒家的伦理学当作一种实用的道德准则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日本化的佛教则与神道教结合在一起，开始支配整个国家。这就形成了原始神道。
日本的宗教文化，是随着日本国家的建立，奴隶主统治阶级由神氏族、神部落的观念扩大到神国观念，又由於对自然、祖先和英雄的崇拜而培养起报恩、尽忠、尽孝的道德意识，进而引导到对神国天皇尽忠的观念。
长期的武士统治社会形成了“武士道”为核心和支柱的统治阶级的武家文化，并给日本社会深深印上尚武烙印并对全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武士道吸收了原始神道教的精神，作为封建领主的侍从、武士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出现的。江户时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学的名份观念，倡导与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的伦理观，但其抛弃儒学的核心“仁”，形成了忠孝、勇武的武士道精神。禅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视死亡如梦幻才能“见佛成性”。促成武士临战时“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封建武士统治阶级把禅宗广泛运用於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家族通过从幼年开始的一种“魔鬼训练”，形成残暴、凶狠，不惜抛洒热血於疆场以报效主君，如樱花绽放一般视为人生的实现和最高的荣誉和价值观。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絅斎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
从“左”走到极右的通道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欧洲传到亚洲。1882年，日本思想界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1901年，日本出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此风气下，北一辉由幸德秋水引路，初窥社会主义门径，进而发展出含有他个人风格的社会主义论述。北一辉之所以选择信奉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深感痛心：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窃取政权、军权、财权者，借助皇威维持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义地位;而国际上英、美、德、俄等国无不背信弃义……对国家满怀忠诚的他大声疾呼：“日本之孤立诚如东海一粟之岛国。倘若误走一步，祖宗创建之国家将毁于一旦。”
北一辉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大资本家、大地主和政界权贵们等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必须通过强力手段推翻这套体制，实现“昭和维新”。首先，他主张解散国会，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由天皇以“国民总代表”地位实施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其次，他主张限制(不是取消)私人的财产、土地、企业，超过一定限额之后就要由国家收缴，同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国有资产。他还主张设立劳动省来保护所有劳动者的权利(但禁止罢工——这其实是一个右翼主张)，私人企业纯利的一半应分配给劳动者。他还主张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政策。他的远期理想是建立一个按照能力进行生产、根据需要进行消费的共产社会。
北一辉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痛恨社会道德沦丧，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强烈痛恨财阀与官僚，但他后来走上了拥戴天皇专权、主张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这按通常的政治光谱，就是由左走到了极右;或者说，是从国内政策的左，走到了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极右。
希望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规模改变的论述者，总是会不断寻找其理想快速实现的突破口，寻找其宣泄激情的政治议题和现实战场。作为知识分子，北一辉极其痛恨其他知识分子的懦弱误国，他更喜欢刀剑般的语言。但他的那些“整体”、“绝对”、“纯正”的理想主义诉求，并没有修得正果，而是滑向了独裁和军国主义。
在思考如何迅速改变社会现状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的北一辉和当时大多数日本底层人民是一致的，他并不期待有一个“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他要的是摧枯拉朽的史诗般的迅速改变。这样一个热望迅速改变糟糕现状的社会，往往愿意在别的方面做出一些容忍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例如北一辉早年只把天皇当作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后来他觉得天皇的权威有助于他迅速改造社会，就转而主张权力应集中于天皇，颇有点像几十年后出现的“新权威主义”。
当人们觉得集中力量好办大事、觉得国家意志的统一有利于改造社会时，当人们急于迅速改变国家在周边、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而觉得任何权宜可行的方法都可视为正当的方法时，他们往往希望一个统领一切的“伟大人物”出来领导“整个民族”，在高效率的政府体制(通过集中权力)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时候，这些怀有极度理想主义激情、观念或梦幻的人们，甚至可能会认可专权体制(如纳粹体制、天皇-军部独裁体制)和专权领袖(如希特勒、波尔布特)，来实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以及在国际间“主持正义”或“恢复正义”。
北一辉和当时的日本底层官兵们的反资本家、地主、官僚的愤怒热血，为什么最后都倾注到由天皇-军部领导一元化的国家向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去?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即在现实中，反对资本家、地主、官僚的“革命理想”看来比较难以实现。虽然“革命”难以成功，但“理想”仍然是要的，只要能快意一回。这些满怀救世狂热的人此路不通，便拥挤到另一条路上：通过对外战争来振兴国家、造福民众，同时通过战争来打倒国际上的压迫者和上层阶级──那些强权国家，总之就是要反抗压迫，国内不行就转向对外。
而传统的忠君思想，也让这些为天皇而战的人们壮怀激烈了一回。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忠君思想混杂在这些壮怀激烈的人们身上。当时日本民间出现的国粹会、国本社、日本生产党、建国会、勤王联盟、大日本护国会、犹存社、爱国劳动党、全大学日本魂联盟等等大批民间组织，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员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血盟团可不是只会喝着啤酒上网骂人，而是真刀真枪地“除奸”。但追随军国主义的日本底层大众试图以改变“国运”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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