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的过程是什么
司马昭弑君，亦称甘露事变或甘露之变，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是魏国建立继正始之变以后的又一次重大政变。下面是5068网小编为你整理的司马昭弑君的历史事件，希望你喜欢!
司马昭弑君的背景
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父子乘皇帝曹芳与曹爽兄弟出京谒魏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兵控制了京城局势。后又将曹爽骗回京城以谋反族诛。司马氏自此掌握了曹魏大权。嘉平三年，司马懿死，司马师继其掌权。254年(正元元年)，司马师废掉魏帝曹芳。在郭太后的力主下，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被立为帝，作为其无嗣的伯父魏明帝的后嗣，改元正元。曹髦年幼，只是一个傀儡，实权先后由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司马师曾问钟会曹髦的能力，钟会回答：“文同陈思，武类太祖”。后司马师死，司马昭继续掌权。随着小皇帝的长大，曹髦日渐对司马昭产生不满。不久他写了一首《黄龙歌》，被司马昭发现，使他对小皇帝有了戒备之心。
司马昭弑君的过程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公元260年(甘露五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薄弱，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曹髦随即拔出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在东止车门遇到曹髦的军队，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魏帝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随即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废立他，曹髦知道后，甚至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之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
太傅司马孚，大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裴松之认为，下车数乘，不设旌旐这还能叫王礼下葬吗?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更加让人厌恶。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司马昭弑君的影响
对于曹髦讨伐司马昭事败被害之事，历代人士有不同的评价。
晋朝史学家陈寿认为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谋诛尔朱荣时曾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评价说：“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金元之际学者李冶认为曹髦事败都是王沈、王业告密所致，评价说：“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怒斥卖主求荣的王沈、王业，同时赞扬坚守臣节、义不卖主的王经说：“成败之机，在于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沈、业以泄谋为奸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经而杀之，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贼，则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时也，魏之国如缀旒，魏之主如委裘，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世人乎?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自不足以立传，曰：‘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必待世闲之可称美者，载诸一身而无孑遗，然后为得哉，虽圣人亦不能尔，而谓君子者能之耶，观专车之骨，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魏史不为经传，过矣!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清朝学者李慈铭盛赞曹髦的英雄之行：“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并认为曹髦“见酷逆臣”，是“古今所共痛。”
民国学者卢弼评价说：“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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