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感恩的故事-下跪的冠军
人应该时常抱有感恩之心，无论是对身边的人还是对相关的一些事情，这样你看待世界的目光也会更加柔和，你的才会更加温暖美好，名人他们对于感恩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下跪的冠军
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中，王濛以43秒48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卫冕的冠军。
值得称道的是，当王濛冲过终点之后，先与场边的教练李琰击掌相庆，再次侧身而过时她奋力冲向护栏与眼睛湿润的李琰紧紧地抱在一起。高举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之后，她又滑到教练席跟前，双膝跪地，用中国人的最高礼仪向领导、教练、队友们磕了两个响头。那一刻，让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她喜悦的泪水，还有她诚挚的感恩。
四年前那一幕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初出茅庐的王濛一鸣惊人，在都灵冬奥会上夺得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冠军，颁奖时她一个鱼跃跳上领奖台，傲然独立，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但今年成功卫冕后，她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姿态，先与获得银牌和铜牌的选手握手，然后才站上冠军的领奖台。此时的她，懂得了感恩对手，显得更加成熟和大气，也赢得了观众更多的掌声和尊重。
人们通常会认为，竞技体育最重要的是技战术，谁最厉害谁就能笑到最后，就是最大的冠军，胜者为王嘛。实则不然，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官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心灵深处的触动，那是团队精神，那是感恩情怀，因为冠军的背后还有很多人在默默付出——家人的理解、领导的操心、教练的指挥、队友的支持、陪练的辛酸、队医的治疗……没有他们，冠军从何谈起?
当年，李琰作为“海归”教练，接过短道速滑队“帅印”之后，她和王濛因为相互不够了解而产生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但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和四年时间的磨合，她们冰释前嫌，彼此建立起信任，有了很深的默契，直到亲如母女般地并肩作战，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赛后，王濛解释了夺冠后下跪这一举动：“这是我感谢教练的方式，她让我知道了短道速滑500米到底该怎么滑。这两个头一个感谢教练，一个感谢我的领导、我的队友和医务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濛还不止一次地提到她的父母和祖国，并说“13亿中国人民是我的动力，就像城墙在后面推着我向前滑”。
人终要长大的。换言之，是自己慢慢学着长大。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或深或浅记录着芸芸众生成长的深度。成长越慢的人往往受的伤就会越多，面对种种伤痕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承受，更多的是要感恩。大树对滋养它的大地感恩，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感恩，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感情。王濛在夺冠时刻的一跪，跪出的是做人的成熟。
我们相信，经过四年的洗礼，懂得感恩的王濛，一定能滑得更快、走得更远，成为当之无愧的速滑冠军。
八吊钱，一世情
梅兰芳能成为京剧大师，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他的背后还有个特殊的智囊团。成员多是京城名流，因为酷爱京剧，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出谋划策、创作剧本、联系演出，出钱出力，事无巨细，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人都是梅兰芳的超级“粉丝”，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梅党”。
李宣倜便是“梅党”中人。清末时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三品御前侍卫，人称“三爷”。梅兰芳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跟随祖母生活。他自幼入科班学艺，10岁起登台演出，自此崭露头角。李宣倜对梅兰芳极为赏识，帮他修改过不少唱词，还接济过梅家，两个人由此结下了一世情缘。
梅兰芳15岁那年，不幸染上了白喉病，仍每日带病坚持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可想而知，若治疗不及时，白喉病会危及生命。李宣倜得知情况后，不由得心急如焚，马上跑去梅家，找到梅兰芳的祖母质问：“小孩都病得这么重了，干吗还让他登台演出，，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祖母顿时泪下，叹息道：“三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全家都靠这孩子每天唱戏赚的8吊钱来养活。他一天不唱，一家人就揭不开锅，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李宣倜当即吩咐：“那好，从明天起，你每天派人到我家去取8吊钱来，马上送孩子去治病，治好了为止。”
对于贫病交加的梅家而言，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梅兰芳的祖母大为感激，果然每天到李家去取8吊钱。全家的生活来源有了保障，梅兰芳就不必再去演出，每天待在家里安心养病。40天后，梅兰芳病情痊愈，重新登台。李宣倜接济梅家，完全是出于爱才心切，以他当时的显赫地位，自然没把这300多吊钱放在心上，但梅兰芳却对此番恩情终生不忘!
岁月沉浮，人生的际遇总是很难捉摸，更何况是在乱世之中。两人在晚清时结识，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李宣倜却在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名满天下时，李宣倜已沦为“汉奸”，妻离子散，穷困潦倒。他蜗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公寓里，无依无靠，晚景凄凉。富贵时的朋友早已消散，别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但梅兰芳从不避嫌，不光每月资助他200元生活费，还经常派上海的弟子去陪他聊天解闷。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必先把李宣倜接来吃饭，依然毕恭毕敬，喊一声“三爷”。
1961年，李宣倜病重，弥留之际，梅兰芳侍奉床前，紧握住他干枯的双手，动情地说道：“三爷，您放心，身后之事，我一人承担。”老人闻言，潸然泪下，不久之后安然辞世。他生前是“汉奸”，几乎没有朋友，身边也没有亲人，全部后事均由梅兰芳亲力亲为，操办妥当。两个月后，梅兰芳也溘然长世。
后来，篆刻大师陈巨来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感叹“苟梅先死二月，则李尸臭矣!”陈巨来和梅兰芳、李宣倜是同时代的人，与两位当事人都有过交往，算是这段往事的见证人。他的话也许过于直白，却更让人对这段情义升起敬重。
梅李二人的情分，因赏识而起，以报恩而终，有始有终，像极了戏文里的故事，颇有些人生如戏的味道。李宣倜当年给梅家每天8吊钱时，断然想不到日后之事，而梅兰芳却始终谨记在心，用一生来回报。民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却独有“梅党”，足可见梅兰芳的魅力所在。他留给世人的，不只是灿烂夺目的艺术，还有熠熠生辉的品格。
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又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火弥漫，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他们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教我新的功课。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可以说，我小学所受的教育，多半来自于母亲。虽然她教给我知识，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看电影。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的成功。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道：“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答应了。我知道，搞科研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