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 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成因有何不同？

　　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特征与因果。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写周末阅读|​ 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成因有何不同?一起来看看吧!

　　1871年，霍勒斯·卡普伦(Horace Capron)首度走遍了日本的北海道(Hokkaido)。在这期间，卡普伦尝试在大草原、林中空地以及巍峨的大山中探寻人类生命的迹象。“死亡的寂静占据了这片壮丽的土地。”他后来写道，“在那里，没有一片叶子在飘动，没有鸟鸣，甚至连一样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他认为，这个地方史前就已经存在。在这里，时间是虚无的。

　　“这多么让人惊讶!这个富裕而美丽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这里竟然也拥有如非洲沙漠般鲜为人知且长久以来尚未被人占领的财富。”

　　这里是日本的边境，堪称美国西部大荒原的日本版。北海道是日本最北部的岛，与本州岛之间相隔了一道波涛汹涌的海峡。众所周知，一到冬天，这个地方就雪虐风饕，那些有勇气穿过海峡的人就必须得忍受这严寒，还有那崎岖的火山地貌以及这里出没的凶残野兽。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就将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地区留给了当地靠打猎和捕鱼维持生计的阿伊努人。

　　可是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害怕俄国的入侵，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开拓北部地区，征募了旧时的日本武士到北海道定居。不久之后，其他人也效仿这种行为，于是很快，农场、机场、公路和铁路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了这个小岛。像卡普伦这样的美籍农业家也被动员起来，给那些初来乍到的移居者一些建议，让他们知道哪种耕种土地的方式才是最好的。于是，在七十年时间之内，这里的人口也从几千激增到了两百多万。到了新千年来临之际，北海道的人口数目几乎突破六百万大关。

　　如今，少数北海道上的居民仍需要靠自身的力量去征服这里的荒凉。通过与距离北海道仅54千米(33英里)之地的居民进行对比，心理学家发现，这种边境精神仍然影响着北海道居民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以及逻辑分析方式。北海道的居民更注重个人利益、更热切地渴望个人的成长，并且这里诞生了更多成功人士。不过，这里的居民与周边人的联系却没有其他地方那么紧密。实际上，当我们将北海道地区与其他国家相比时，比起日本境内的其他地区，这种“认知特征”更接近于美国。

　　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都在探究，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的，北海道的故事仅仅是其中一例。大到东西方之间的迥异，小到美国各州之间的细微差异，历史、地理和文化是如何微妙又惊人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我们的视觉的，这一切已经变得愈发清晰明了。先辈耕作的庄稼种类或许就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一条河的两岸也可能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认知方式。

　　如果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些力量，不管居住在何地，我们都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思想。

　　“非同寻常”的思想

　　时至今日，在很大的程度上，科学家们仍然忽略了世界范围内思想的多样性。在2010年，一本名为《行为与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文章写道，当前大部分心理学研究主体都是“出身民主富裕的工业化社会的西方知识分子”，简单来说就是“异乎寻常的一类人”。这些人中，70%是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希望可以花些时间来参加这些实验，赚些零花钱或者学分。

　　一直以来，一个默认的假设是，所有人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个被选中的群体能够代表人类的普遍属性。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西方的偏见或许就变得不重要了。而少数关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研究表明，事实上，情况绝非如此。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亨利克(Joseph Henrich)是这项研究报告的撰写者。他说：“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处于这个分布范围的末端。”

　　在最显著的差异中，有一些是围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比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用依靠别人;或者是你认为自己和周围的人相互依赖，所以将集体看得比自己更重。一般来说(当然也不排除诸多的例外)，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而像生活在中国、印度、日本这些亚洲国家的人民，他们会更关注集体利益。

　　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所能造成的影响正如你所想。当生活在个人主义占上风的西方社会内的人民被问到一些关于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时，他们会更看中个人的成功而非集体的成就。而这反过来也与人们渴望得到自尊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关联起来。然而，这种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也体现了人们自负的一面，许多实验也证明了这群“异乎寻常的”参与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当及个人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都会说，自己的能力“比一般水平要高”。

　　而在东亚的一些相关研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种自我膨胀。事实上，在一些案例中，相对于对自我价值得意洋洋的行为，参与实验的人更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生活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的人们或许更在乎个人的抉择与自由。

　　最重要的是，“社会取向”的影响似乎蔓延到了人们思维方式中更根本的部分。生活在集体主体社会的人们思考问题时，通常会把问题想得更全面，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眼下情况的背景，而生活在个人主义社会的人们往往会更关注问题单独的部分，认为情况都是一成不变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想象一下，你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个大个子在恐吓着一个身形较小的人。在没有任何外加信息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更可能会让西方人联想到一些对大个子的成见：这个大个子可能是个卑鄙的家伙。对此，亨里克解释道：“不过，如果将问题想得全面些，你可能就会对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或许这个大个子是个上司或者是位父亲。”

　　同时，这种思维方法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分类方式。你可以设想一下，有人让你在一系列词语中(例如“火车、公交车、轨道”)，说出两个关联事物的名称，那么你会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著名的“三词测试”(triad test)。西方人可能会选择“公交车”和“火车”作为关联词，因为它们都是交通工具。而对于一个注重整体思维的人来说，他可能选择“火车”和“轨道”，因为注重整体思维的人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事物对于另一事物的运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可以改变你看东西的方式。一项由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主持的眼球追踪研究发现，来自东亚的参与者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观察图像的背景以弄懂背景的构造，而来自美国的参与者则会花更多的时间观察图像中的主体部分。有趣的是，日本小孩和加拿大小孩的画作同样也反映了这种差异，这样的差异表明了在低龄阶段，这两种不一样的看东西的方式就已出现。而长大后，当我们面对同一个场景时，这种或狭隘或广阔的聚焦方式就直接决定了我们会记住这个场景中的什么信息。

　　亨里希说：“看到的东西一样，但留意到的东西却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尽管有的人声称，我们的社会取向中可能含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但是，现今的证据就表明，社会取向是后天习得的。最近，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的亚历克斯·墨叟迪(Alex Mesoudi)扼要描述了生活在伦敦东部的英籍孟加拉裔家庭的思维方式。墨叟迪发现，在一代人中，出身移民家庭的小孩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社会的一些思想，慢慢淡化他们注重整体的认知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媒体的使用往往会预示着这种变化。“当我们尝试去解释这种变化的时候，研究他们对媒体的使用往往比研究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有价值。”

　　但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到底是怎么产生呢?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差异恰恰反映了，在某个领域内，流行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主流理论。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哲学家强调自由与独立，而像道教学说之类的东方传统理论往往会关注整体观念。例如，孔子强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中的言行准则”。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形形色色、不尽相同，而这些方式都是植根于其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教育以及政治制度的，所以，人们的想法都已被内化并影响着基本哲学的每一个环节，对此我们也无需感到惊讶。

　　即便如此，一些国家之间微妙的变化也表明了，许多其他令人惊讶的因素仍在发挥着作用。

　　边疆理论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国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历史学家认为，向西部扩张、开拓西部为独立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温床，因为每个拓荒者想要生存下来，都必须与荒芜誓死拼搏。近来一些哲学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个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人主义程度高低的测试中，一些位处边境的州(如蒙太纳州)测试结果往往会比其他州要高一些。不过，为了证实这个“自愿定居理论”(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哲学家们想再找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案例，以作对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海道的例子才会如此令他们着迷。与大部分的东亚国家一样，整体而言，日本这个国家的思维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和整体模式。不过，日本的北部大迁徙与美国的西部开拓很相似;明治天皇政府甚至从美国雇来了农业家(如霍勒斯·卡普伦)，以更高效地开展耕作活动。如果自愿定居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那些生活在北海道的拓荒者就应该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更具独立性。

　　当然，密歇根大学的Shinobu Kitayama发现，相比日本其他海岛，生活在北海道的人们通常会更看重独立感和个人成就，以及如荣誉感之类相对个人的情感。同时，他们不大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参与者还做了一个有关社会思维方式的测试。测试中，参与者被要求谈论自己对棒球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一事的看法。来自日本其他海岛的人们往往会试图找出这件事的原由(例如运动员对成功的欲望施予给他的压力)，而北海道人们往往会责备运动员的个人性格或道德上的缺点。谴责个人行为的做法再一次符合了个人主义社会的特点，而这更贴近美国社会的行为。

　　病菌理论

　　另一个(违反直觉的)想
法认为，这些天差地别的思维取向与病菌有关。2008年，科里·芬奇(Corey Fincher)(目前就职于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他的同事研究分析了全球的流行病数据，指出一个地区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程度与疾病的传播是有关系的：你越倾向集体主义，越偏离个人主义，你就越容易感染疾病。大致意思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者往往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不会与别人闹矛盾，因此往往不会选择采取那些阻止疾病传播的行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证明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并非是由一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一个国家的相对财富。但是，当我们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时，我们往往会作出一些条件去支撑我们的想法——当心理学家们试图让人们不恐惧疾病时，他们真的似乎是在采取一些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他们会更青睐集体行为。

　　不过，最令人惊讶的理论莫过于与农业有关的这一种了。最近，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马斯·赫姆(Thomas Talhelm)对中国28个不同的省份进行了一场测试，他发现思维倾向似乎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农业状况。

　　赫姆称，最早激发他灵感的就是在中国的经历。当他逗留在北京的时候，他发现陌生人更和蔼可亲——“如果我一个人在吃饭，人们会走过来跟我搭讪，和我聊聊天。”——而在广州的人则往往会更沉默一些，甚至害怕冒犯到别人。对他人的尊重，看起来似乎像是一个偏集体主义者心态的细微标志，所以赫姆就开始好奇，隐藏在这两种不同的表象之后的，究竟是什么。

　　这种差异似乎不能与衡量财富或现代化的标准关联起来，但是赫姆留意到两地主要作物的类别可能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其中一种因素：南大米，北小麦。“南北主要作物几乎是沿着黄河整齐地划分开来的。”赫姆说道。

　　种植大米需要的协作远比种植小麦多：大米的种植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过程，同时在众多不同的农场上分布着的灌溉系统，可谓是错综复杂。而相反，种植小麦所花费的活几乎是种植大米的一半，种植小麦更多依赖的是自然降雨而非人工灌溉，这就意味着，种小麦的农民不必与邻居协力耕作，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照料自己的庄稼。

　　那么这些差异可否转换为一种偏集体主义或者偏个人主义的心态呢?在与中国科学家共事的那段时间里，赫姆测试了1000多位来自大米和小麦种植区的学生。在测试中，赫姆利用了一些如整体思维的“三词测试”之类的方法。科学家们同时也让参与者绘制一个图表，来展示他们与朋友以及团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画得比他们的朋友大，而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则往往会将每一个人画得大小一致。“美国人通常会把自己画得格外地大。”赫姆说道。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们往往测试出来的结果都是偏向个人主义的，而大米种植区的人们则会偏向集体主义以及更具有整体思维。乃至在两个区域间的界线地区，结果都与此一致。“这里的人们都是居住在邻近的县的，可是一个地区是种植大米的，一个是种小麦的。即便这样，我们也能发现两种文化的差异。“

　　赫姆已经在印度验证了自己的假设：小麦种植区和大米种植区最终得出的结果区分很明显，这与假设的结果一致。他所采访的人几乎全都不是务农的，当然了，他们所在的区域的历史传统仍在塑造着他们的思维模式。

　　认知万花筒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以上的说法只是在一大群人之中的一个大趋势;在每一种人的研究中，会有一个变化的频度。爱丁堡大学的杜瓦·侯赛恩(Delwar Hussain)是个人类学家，他曾和墨叟迪一起研究了伦敦英籍孟加拉裔社区，他说道：“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非黑即白的说法是行不通的。”正如侯赛恩所指出的，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的历史因素，这就意味着，有些人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模式，而像年龄、阶层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

　　亨里克发表的一篇论文概括了“异乎寻常”的偏见，至今已有七年之久了，而社会上对这篇论文的反响一直都是积极的。赫敏现正开始着手成立一个大项目，试图去弄明白不同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万花筒，这让亨里克分外欣喜。然而，尽管研究者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领域前行的步伐依旧滞缓。

　　由于跨越全球的研究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依旧局限于“异乎寻常”的参与者。“我们同意问题的存在，但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