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学的思维方式

　　与三十年前不同，如今关于政治学的教科书虽然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至少也称得上是琳琅满目了。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写关于政治学的思维方式，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政治学的内涵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方式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政治学诞生至今，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在诸多方面都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例如，在研究内容上，从政府机构拓展到非政府行动者、从传统的公域深入到私域、从静态的政治结构描述到动态的政府过程分析、从国别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等;在研究方法上，从规范叙述经由经验描述，发展到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与行为主义革命紧密相关)、演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到如今正在风靡的大数据研究;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学者放弃了早期尚存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越来越主张普遍价值观，确立了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话语霸权地位。与上述发展过程相契合，政治学教科书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海伍德教授的《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视为体现了这种发展的一个集成品。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方政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使用的基本概念、看待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发展的层次(或高度)。

　　故而，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依然具有相当浓厚的西土色彩，其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提炼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虽然比较政治学将广大的非西方社会纳入了分析的视野，但欧洲中心主义的味道仍然没有完全散尽。因此，在阅读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时，我们需要时常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评判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普遍性程度?借助它们是否能够充分理解本国的政治经验?如果不能，应该怎么办?

　　第二，在上述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囊括了相当多的内容，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之外，还涉及非政府的政治主体(政党与利益集团等)、政府过程(选举、投票、游说、社会运动等)、政策过程(制定、执行、评估)、政治环境、影响政治的诸多因素，等等。如何将上述要素组合起来，是教科书写作的逻辑结构问题。

　　就笔者所见，大多数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对核心内容的编排都采取“政治设置”与“政治互动”的分类法，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区别，但这一区分思路是明显的。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的教科书基本采取“政治体系”(或“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的分类法。两种编排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设置”只涉及政府结构内部的行为者，而“政治体系”或“政治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非政府的政治行为者。由此导致的第二个区别是，按照西方教科书的分类法，政党和利益集团被纳入“政治互动”的范畴，而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科书中，政党和利益集团通常被视为“政治体系”(或“政治主体”)的构成要素。接下来的第三个差别是，在“政治互动”的部分，西方教科书通常介绍政治沟通、代表、选举和投票等内容(在不同作者那里各有千秋)，而国内教科书偏向于谈论“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以及“政治参与”等内容。两者有交合之处(例如都关注“政治参与”)，但分叉是明显的。作为上述设计的一个副产品，西方教科书花很多篇幅来讨论政府的不同结构(通常是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章讨论)，而在国内教科书那里，对政府的叙述只用一章便可。

　　这两种编排方式各有特点。西方教科书的编制方式体现了(旧)制度主义的深刻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社会研究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各国有所差异)，首先将国家或政府作为自身的考察对象，重视对宪法、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今天我们称之为旧制度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设置”的范畴(包括宪法、法律与司法机构，议会机构，政治行政机构，官僚机构，军警力量)可以看作是传统制度主义的历史遗产(当然，行政国家的出现、官僚制的权力膨胀、政府权力结构的重心转移等是崭新的因素)，它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治制度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也是国家与社会区分的关键(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政治学的随后发展不断拓宽了研究的范围，但政治制度的核心地位依然得以保留。海伍德的《政治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罗斯金等人的《政治科学》都可以视为这方面的范例。

　　相比之下，政治学在中国是一门舶来的学科，195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被取消。在1980年代初期学科恢复时，教科书的写作受到了政治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深刻影响。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中西教科书有了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体系、政治互动、政策过程、系统绩效等术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无论是“政治设置”与“政治互动”的分类法，还是“政治体系”(或“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的分类法，都与政治系统理论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尽管绝大多数政治学研究者的自我定位是科学研究，而且作为这门学科的入门书，大多数教科书也冠以“政治科学”的名称(由于历史传统的缘故，相比于美国学者，英国学者一度倾向于使用politics，或political studies，而不是political science)，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政治学教科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经验科学的定位并不能将价值问题排除在外。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政治学研究是在自由民主观的支配下进行的，其教科书也体现了这一内在的价值。无论是在政体分类的标准，还是在政治过程的理解方面，我们都可以体味到这一点。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政治学教科书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例如，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国内教科书一般都有国体与政体的论述，前者指在一个国家中哪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国家的阶级性质)，后者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它服从于国体(当然这种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一对术语构成了国内研究者理解政治现象的核心概念，然而这种区分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虽然西方政治学主流学者并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但他们对阶级以及阶级在政治中的作用之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迥然相异。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政治学教科书，同时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本和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在这一意义上，教科书是一项事业，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价值的含量。对此，我们不能不察。

　　简言之，希望读者用发展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理性的审慎、批判的态度(就“批判”两字的本义而言)来阅读本书。由此得到的收获，可能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