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思维有什么影响
我们使用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还是语言的结构(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未经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塑造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呢?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写语言对思维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看吧!
光看“蛋头先生坐墙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汉语、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墙头，而不是从上摔了下来，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墙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么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么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不同语言可以赋予人不同的认知能力，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就对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思考方式也不相同。虽然他们的假说一开始大受欢迎，但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科学家对萨丕尔—沃夫假说已经不抱希望，随着一系列声称语言和思维是普适性的新理论登上舞台，他们的假说最终被人遗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终于出现了大量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显示了语言塑造思维的过程。这些证据逆转了人们长期坚持的有关普适性的信条，对知识的起源和现实的构建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认识。这些研究结果对法律、政治和教育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以下讲述语言影响人脑的部分机能和民族社会文化一些例证：
语言对人们看待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全世界仍在使用的语言种数之多令人吃惊—共有7000余种，每一种对使用者都有不同的要求。假设我想告诉你我在第42大道见到了万尼亚(Vanya)大叔。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叫做Mian语的方言来说，我选用的动词能够将这一事件发生在刚才、昨天还是很久以前的说得一清二楚;如果用印尼语，所用的动词连这件事是已经发生还是正要发生都说明不了。从俄语中的动词可以看出说话人的性别;而在汉语里，我得用舅舅或叔叔、伯伯，或者姨父、姑父等词说清楚这位“大叔”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关系不同，称谓也不一样。如果是用巴西亚马孙地区毗哈拉人(Pirah?)的语言，我根本没法说“第42”，因为他们没有指称这种精确数字的词，他们只说“很少”和“许多”。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可就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说话，也不一定就表示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怎么来证明讲Mian语、俄语、印尼语、汉语或毗哈拉语的人，因为所用的语言不同，最终产生了观察、记忆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来自我所在实验室和其他很多实验室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语言如何塑造人类经验中最基本的方面：空间、时间、因果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波姆普劳。那儿的人说库塔语(Kuuk Thaayorre)，与英语或汉语不同，这种语言没有“左”、“右”之类描述相对空间位置的词，而是用东、南、西、北等词来描述绝对的基本方位。当然英语和汉语也会用到基本方位，但只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我们不会说“把吃沙拉的叉放在主餐叉的西南边”。但在库塔语中，无论范围大小都用基本方向来表示。也就是说，他们会说“杯子在盘子的东南面”或者“站在玛丽南面的男孩是我弟弟”。在波姆普劳，仅仅为了方便说话，你就必须面朝某个方位保持不变。
在过去20多年的研究中，荷兰奈梅亨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的斯蒂芬·C·莱文森(Stephen C. Levinson)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约翰·B·哈维兰(John B. Haviland)已经证实，无论室内室外，使用有赖于绝对方向的语言的人确实更擅长自己的位置，哪怕身处陌生环境。比起那些生活在同样环境但所用语言不同的人，他们能更好地掌握方向。事实上，他们这种能力之强，已经超出了科学家过去设想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在语言的强化训练下，他们获得了这种认知能力。
对空间有不同认识的人可能对时间的认识也不同。我和同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曾给讲库塔语的人出示过几组图片，内容展现了事物随时间的发展，比如慢慢变老的男人、逐渐长大鳄鱼、被一口口吃掉的香蕉。然后我们要求他们把堆在地上混杂起来的图片按时间先后排列。
我们对自愿者进行了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基本方向(东、南、西、北)。在这个测试中，说英语的人会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来排列图片。说希伯来语的人则倾向于从右往左排列图片。这表明不同语言的书写顺序会影响人们对时间顺序的编排。但是讲库塔语的人排列的顺序，既不是从左到右，也不是从右到左。他们是按照由东到西来排列的。也就是说，他们朝南坐时，排好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朝北坐时，图片从右到左;朝东坐，图片顺序朝着自己。测试时我们没有告诉受试者他们面朝的方向，可是说库塔语的人总是知道朝向，并且能根据自己的方位来表述时间的先后。对于时间的表达，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说英语的人会认为将来朝“前”、过去在“后”。2010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林登·迈尔斯(Lynden Miles)及其同事发现，说英语的人在思考将来时会无意识地将身体向前倾，回想过去时则会向后靠。但是居住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艾马拉人(Aymara，说艾马拉语)，则把过去说成“前”，把将来说成“后”。艾马拉人的身体语言也与此对应——200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拉斐尔·努涅兹(Rafael Nú?ez)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夫·斯威策(Eve Sweetser)发现，艾马拉人在提及过去时手在身前比划，而讨论未来时，却在身后打手势。
语言塑造人们对因果逻辑的影响
除空间和时间外，语言还可以塑造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的方式。比如说，英语通常采用施动者做某事的方法来描述事件。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约翰打碎了花瓶”这样的 话，即便约翰是无心为之。而讲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人则更可能会说“花瓶碎了”活着“花瓶被打碎了”。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对于说话人如何理解事件，如何构建因果 关系与主体作用的概念，作为目击者对事件产生下什么样的印象、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责备和惩罚别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事件时也采用不同的方式，他们对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的记忆程度也不一样。所有事件，哪怕是瞬间发生的意外，都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打猎门”事件为例。切尼意外击中了同行的哈里·惠廷顿(Harry Whittington)，你可以说“切尼射中了惠廷顿”(这里切尼是直接原因)，也可以说“惠廷顿被切尼射中了”(切尼在这里成了配角)，还可以说“惠廷顿被枪射了个正着”(完全没有切尼的事了)。切尼自己说的是：“最终是我扣动扳机射出子弹击中了哈里。”他在自己和最终结果之间插入了一长串说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说法则更滑头：“他听到了鸟的声音，然后转过身扣动扳机，接着他看到朋友受了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将切尼从当事人转变为一个旁观证人。
斯坦福大学的凯特琳?弗塞(Caitlin Fausey)做过一项研究，她让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看几段录像，录像里有两个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弄破气球，打碎鸡蛋和洒出饮料。随后他们出其不意 地对每个人进行记忆测试：在三个不同的事件中，你记得录像中的两个人中谁是施动者吗?她从测试者的记忆中发现了惊人的跨语言差异。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对 偶然事件中施动者的记忆不如讲英语的人表现优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好地记住了故意事件中的施动者(因为西班牙语和日语在对这类事件的表述中会提及施 动者)。但是对于偶然事件而言，西班牙语和日语中通常不会提及施动者，所以他们同样不会对事件的施动者进行编码或记忆。
另一项研究是让讲英语的人观看珍妮?杰克逊(Janet Jackson)那段尽人皆知的“服装故障”(这是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创造的一个绝妙的不提及施动者的新词汇)录像口另外再读两篇书面报告中的一篇。两篇报告除了最后一句话之外，内容都是相同的。其中 一篇使用了包含施动者的说法“扯掉了衣服”，而另一篇的表述则是“衣服被扯掉了。”尽管参加实验的每个人都观看了同样的录像，亲眼看到扯下衣服的镜头，但 语言还是发挥了作用。读到“扯掉了衣服”的人不仅更多地责怪贾斯汀?汀布莱克口认为要收取罚金的人数也比另外一组人多了53%。
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语言模式为我们研究某种文化的心态和取向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英语的语句结构将重点放在施动者身上，而且在我们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当我们找到罪犯并对 他/她做出相应的惩罚，那么就已经是实现了司法公正(而不是通过寻找受害者并对他/她做出相应的补偿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语言会塑造文化价值观吗? 是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语言?或者这种影响是双向的?
当然，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是我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明并不断改进的工具。仅仅根据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并不能说明是语言塑造了思维，还是思维塑造了语言。为了说明语言塑造思维的作用，就需要直接操控语言，研究其对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进展之一正是对这种因果关系的展示。实验表明，如果你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就会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如果人们学会了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他 们也会不经意地学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一个讲双语的人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时，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变得不同。而且，如果你在人们执行一种简单的非语言 性任务时去掉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的表现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时会表现得不比老鼠和婴儿更聪明。(例如，在最近的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被要求 数出一块儿屏幕上有多少个圆点。如果让他们正常地去数数的话，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如果让他们同时完成一项非语言性的任务──比如击打乐器，他们的表现仍然 不错。但是如果让他们一边看着圆点，一边执行一项语言类任务──比如重复新闻报导中提到的词汇，那么他们的表现就会是一团糟了。换句话说，他们需要语言技 能来数数。)
所有这些新研究都表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可以反映或者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且还会塑造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语言的结构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构建现实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变得头脑聪明、思维缜密。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天赋。当我们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我们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原因，从而窥探人性的本质。当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及其使用 者存在怎样的差异时，我们也会发现由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人性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下一阶段，我们要试图理解语言帮助我们构建难以置信的复杂知识体系的 机制，理解我们如何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创造超出当前认识水平的思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想问自己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语言对文化与认识的影响
有关语言不通而导致认知差异的研究发现还有很多，前面提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语言差异造成了思维不同，还是思维不同导致了语言差异?事实证明，答案是两方面都有：我们思考的方式影响了所说的语言，但语言又会反作用于思维。过去10年里，一系列精妙的实验表明，语言的确是塑造认知的原因之一。多项研究显示，如果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人们在学到了描述色彩的新词汇后，分辨色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而教会别人一种表达时间的新方式，也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新的思考时间的方式。
弄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策略是，调查那些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人。研究结果显示，当下使用的语种会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认识。2010年发表的两项研究证明，哪怕是喜欢谁不喜欢谁这类基本问题，回答也和提问时使用的语种有关。这两组研究中的一组由哈佛大学的奥卢达米尼·奥贡纳伊克(Oludamini Ogunnaike)等人完成，另一组由以色列班固利恩大学的沙伊·丹齐格(Shai Danziger)等人完成。他们分别对摩洛哥的阿拉伯语—法语双语者、美国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以及以色列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者进行了测试，测试内容是受试者的内在偏见。比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者要完成的任务是，对不同情况下看到的字做出反应迅速按键。一种情况是看到亚伊尔(Yair)等犹太人名或者诸如“好”、“强”等褒义词时按下M键，看到艾哈迈德(Ahmed)等阿拉伯人名或者诸如“劣”、“弱”等贬义词时按下X键。另一种情况则交换了词的搭配，让犹太人名和贬义词都对应于同一按键，而阿拉伯人名和褒义词对应于另一按键。然后研究人员测算受试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速度。这个任务曾被广泛用于测算无意识或习惯性的偏见，也就是褒贬和种族在人们的思维中如何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双语者中，无意识的偏见会根据测试时用的语言而发生很大转变。例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这组，用希伯来语测试时，他们表现出的对犹太人的肯定态度，要比用阿拉伯语测试时强。
人类智力的标志性特征是它的适应性，也就是创造和重新整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目标和环境的能力。这种灵活多变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涌现出了丰富多样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箱”，囊括了一种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得到的知识与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一种在世界里如何感知、归类和实现意义的方法，这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代发展改良而成的无价指南。研究语言塑造人类思维的方式，有助于科学家揭示人类如何创建知识体系、构造真实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智慧和成熟。反过来，这种认识又会帮助我们理解最本质的问题，即人何以为人。
语言对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的影响
最新的研究发现，语言差别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造成目击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差异。让受试者观看视频并复述内容的实验发现，尤其在描述非主观故意造成的事件时，相比说英语的人，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较少使用主动句式，相应的，他们对究竟是谁做了这件事也没有讲英语的人记得牢。
语言差别也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造成目击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差异。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给一组分别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观看视频，内容是两个人弄爆了气球、打破了鸡蛋以及弄洒了饮料，有些行为是故意的，有些是无意的。然后我们对受试者进行突然的记忆测试，要求说出看到的每一事件中的实施者是谁，就跟在警察局里指认嫌疑犯一样。另一组受试者也由分别说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组成，他们在观看影片后只须复述其中的事件。我们在查看记忆测试的数据后发现，说不同语言的人，在目击记忆方面确有差别。说三种语言的人都用主动句描述了故意的行为，例如“他弄爆了气球”，所有这三类受试者也都很好地记得故意做出这个动作的人是谁。但是，在描述无意事件时，非常有趣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相比说英语的人，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较少使用主动句式来描述无意事件，相应地，他们对是谁做了这件事也没有讲英语的人记得牢。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整体记忆力较差。因为在回忆故意事件时，他们的表现跟讲英语的人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用的语言会自然而然地提及动作的实施者)。
语言会影响我们能记住什么，自然就会影响人们学习新事物时的难易程度。比如，有些语言中表示数字的词可以很清楚地显示基本的十进制结构，比如汉语里的11和13记起来就不像英语那样费力，小孩在学习这类语言时就能比较快地理解认识十进制。而根据数字音节的多少，背电话号码或进行心算也会有难易之分。语言甚至还能影响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亚历山大·吉奥拉(Alexander Guiora)曾比较了三组分别以希伯来语、英语、芬兰语为母语的孩子。希伯来语对性别有多种指代方式(就连“你”字也根据性别有不同的形式)，而芬兰语中没有对性别的指示，英语则介于两者之间。结果，成长于希伯来语环境中的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要比讲芬兰语的孩子早一年，讲英语的孩子则恰在两者中间。
语言对人体感官和印象的影响
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对玫瑰的理解也有偏差：给玫瑰花换上别的很多名字后，它都不再照样芬芳(这是蒙上双眼的实验者闻了玫瑰花后给出的答 案)。(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名字本来没有意义，就像玫瑰花一样，换个名字也照样芬芳。”──译注)
俄语中对于浅蓝和深蓝做了特别细致的区分，所以讲俄语的人可以更好地从视觉上辨别蓝色系的颜色。对于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某个岛屿上的土著人，绿色和蓝色使用的是同一个单词，结果实验证明当地人对蓝色和绿色的区分能力明显弱于“正常人”。
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毗哈拉(Piraha)部落，当地人的语言中不喜欢使用数字，而是以“很少”和“很多”来表示，所以他们就无法掌握具体的数量。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让很多中国人和很多日本人从一堆颜色(包括红蓝黑白4色)中划分归类。中国人的习惯是把红蓝划分为一类，黑白划分为一类;而日本人通常以红白为一类，蓝黑为一类。多种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证明中国人划分颜色习惯以冷暖色为坐标，而日本人习惯以暗色和亮色为坐标。
再比如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实验：让很多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用各种形容词来描述他们对钥匙这种物品的感觉。多数德国人选择的词有：坚硬的，有力的，强悍的，等。而多数西班牙人选择的词有：小的，闪烁的，可爱的，等。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名词“钥匙”在德语中属于阳性，在西班牙语种属于阴性。
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对玫瑰的理解也有偏差：给玫瑰花换上别的很多名字后，它都不再照样芬芳(这是蒙上双眼的实验者闻了玫瑰花后给出的答 案)。(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名字本来没有意义，就像玫瑰花一样，换个名字也照样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