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走向哪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战略，与其历史文化环境和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与其凝结其中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写从思维方式现代转型看西方军事战略走向，一起来看看吧!
思维方式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长久、稳定、普遍起作用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继承性。它源自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端期的思想家们观察、思考、判断宇宙万物所形成的基本思维习惯、方式和方法。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指出，西方2500年文明史不过是对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对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发展走向影响极大。二是渗透性。不仅体现在宗教、艺术、科学、伦理等精神领域，也贯穿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实践活动之中。每一种战略思想的背后都有其哲学基础。戴高乐讲，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中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三是根本性。思维方式属于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从根本上讲是个哲学问题。哲学思维是思维的最高形式，具体的思维方式多种多样，哲学思维则是对它们最高程度的抽象和总结。因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是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很好，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
由于上述特点，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成为决策者的思维惯性，在决策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它思考问题。因此，无论是制定对外政策，还是进行直接的战争指导，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都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美国有两个成功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两本经典著作：一本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被称作文化人类学家，但其著作中对日本民族性格、精神文化、思维特点的分析远远超出了一般民族学或者语言学的范围，而是深入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层面。这本书给美国战后管制日本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另一本是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电报后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命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本书为美国制定对苏遏制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美国也有两个失败的案例。一个是朝鲜战争。美国参联席会主席布莱德雷批评麦克阿瑟说，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懂得什么叫“唇亡齿寒”，所以形成了对中国不会抗美援朝的战略误判。另一个是越南战争。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指出：“谈到越南，我们发现自己在给一个未探明的地区制定政策。美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民族，我们几乎还不懂得如何去了解和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思维方式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研究相关国家的军事战略，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军事哲学和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思维方式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
(一)近代西方哲学思想方式主要表现为理性思维方式，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以主客二分为思维起点。中世纪有一种说法，叫“上帝之书写了两遍，一遍写在《圣经》之中，一遍写在自然之中”。所以，在中世纪，认识自然不过是为神学提供佐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都是神学的婢女。笛卡尔被称作“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他最早提出了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把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与“我”之外的客体区分开来，确定了近代西方的思维起点。不仅自然成为人的认识对象，上帝也是人的认识对象，人与自然界和上帝的关系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世界观、自然观，为科学技术突破神学禁锢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包括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都和这种思维方式分不开。
二是以理性为判断知识确定性的思维标准。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了理性的权威，理性成为判断知识确定性的原则。也就是，对与错、真与假、好与坏等等，不再由上帝来评判，而是由理性来评判。理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就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认识世界。如果说主客二分作为思维起点只是把人作为主体分离出来，获得独立地位，那么把理性作为思维标准就大大地提升了人的权威，人的思维、情感、意志甚至欲望得到空前的解放，这就为把人从中世纪“神”的奴役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欧洲从此走出了罪恶的中世纪，从神权社会回归世俗社会。
三是以建构“科学之科学”知识体系为思维目标。近代西方思想家，都立志于建立起某种知识体系，试图以这种体系性的理论形态来解释世界，认为只要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就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建构了一个理性形而上学体系，把近代西方哲学推向顶峰，他提出的最高理性叫作“绝对精神”。在当时，法国革命吸引着西方世界的目光，拿破仑通过武力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壁垒，把自由的理念传播到整个欧洲。黑格尔对法国革命极为推崇，他称颂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而自己只是“书斋里的绝对精神”。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知识体系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7世纪至18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国家相继取得统治地位。
近代西方杰出军事家包括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战略思想都是以理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历史学家勒费弗尔这样评价拿破仑：“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他是启蒙哲学家的弟子;他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决不是凭直觉办事的人，他的崛起依靠的是知识、是推理和有条不紊的工作。”2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渗透在拿破仑建军思想、战略理论和用兵之道等各个方面。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近代军事战略的哲学根基不再是神性论，而是抽象人性论，突出强调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用超历史的观点和英雄主义历史观看待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性精神的角度看，近代军事战略的一个鲜明的方法论特色就是把理论和实践建立在观察和事实的基础上。克劳塞维茨在撰写《战争论》之前深入分析了130多个战例，哈特的《战略论》、马汉的《海军战略》当中大量的篇幅也都是对战史战例的评述。
(二)西方社会从近代理性思维方式向现代相对思维方式转型的基本趋势。主要包括：
一是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近代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是牛顿力学，追求的是一元的绝对真理，是知识无可置疑的确定性。这种真理观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瓦解。现代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等现代科学，都表明近代科学线性的绝对真理观不可靠，展现出科学知识乃至人类认识的丰富性和相对性的一面。
二是从理性主义走向人文主义。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30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性更加突出。特别是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让人们看到了科技发展破坏性的一面。因此，如何看待科学理性的正负效应，如何认识人的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等问题，日益成为时代性课题。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肯定无意识对意识，也就是非理性对理性的基础性地位。他通过实验证明，人的精神活动主要不是受理性控制的，而是受本能和欲望控制。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被彻底颠覆，尊重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甚至人的本能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三是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追求真理的一元性、绝对性必然走向理想主义，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发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想化的价值观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得以真正实现。现代西方哲学中，美国的实用主义最具代表性。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基本方法是“不讲原则，只讲效果”。实用主义最大限度地符合了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元化、没有任何既定统一传统的国度的精神需要，被誉为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象征。美国建国只有200多年，却成为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遥遥领先。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层面讲，实用主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是从建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信息技术运用。人人都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发布者，各种信息、符号在不断复制、传播、泛滥。其次是消费优先于生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不愁生产不出来，而是愁消费不出去，娱乐、休闲、游戏成为生活常态。再次是组织化的社会形态被打破。在网络时代，身份界限、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模糊，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人们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解构就是要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颠覆传统的等级秩序。建构主义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解构主义认为所谓本质和规律是对创造的压抑，是对自由选择的排斥;建构主义主张真理具有权威性，解构主义认为所有权威和中心都是霸权与专制的表现;建构主义主张价值追求、终极关怀，解构主义认为娱乐消遣比价值理想更重要，崇高信仰是对个性自由的禁锢。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一切秩序和结构的消解。
当代西方军事战略的总体走向
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开启于20世纪初，目前仍然在转型进行中，但它对当代西方军事战略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摈弃冷战思维与倡导共生共赢。这主要是受相对主义影响。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消解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对立、对抗走向共生、共赢。在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在政治领域呈现出“从对抗到对话”的特征，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从对立到合作”的特征，在文化领域呈现出“从对峙到融合”的特征，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社会清醒认识到了这一时代趋势，但在当今世界西方独大的现实面前，西方霸权国家极其不情愿接受这一趋势。冷战思维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立思维、零和思维。西方某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坚持冷战思维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社会反复讲：“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实际上就是奉劝西方某国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分裂倾向，局部战争的风险增大，但是从西方社会的层面看，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的力量在增加。21世纪以来，在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芬兰等国，绿党已经独立执政或者参加联合执政，在美国也已经成为第三大政党，而且最近几年党员人数在不断增加，议会中的席位也在不断增加。世界和平属于该政党四大政治主张之一，其内容包括反对暴力、反对核扩散等，甚至主张世界非军事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面对核扩散、生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人类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的脆弱。在这种背景下，要么共生共赢，要么共同毁灭。西方社会很多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是关注人的生命与倡导技术制胜。这主要是受人文主义影响。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理性的理念根深蒂固，西方人做任何事情都精于理性计算，从理性主义走向人文主义不是彻底消除理性，而是为科学理性注入了人本因素。首先，国际社会对战争有伦理制约。当代国际法对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都作出明确限定。比如，开战要符合“正当理由原则”“最后手段原则”，交战要符合“节制性原则”“区别性原则”，战后被认定为侵略的一方具有赔偿义务，对战争地域破坏的各方有重建义务。如果违反这些规定不仅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还可能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次，个人中心主义影响军事政策。比如，在战略决策上优先考虑降低军人在战争中伤亡的程度，对那些民族意志坚强、敢于牺牲的国家不敢轻易开战;在作战样式上力避游击战等各种非正规战，主张打速决战，避免作战持续时间长、人员伤亡大;在作战指导原则上，注重以火力代替兵力，以远战代替近战，尽量减少人员损失，等等。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对个体生命尊重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态度，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从来都没有什么尊重，但是“保护平民”一直是西方开战最常用的借口，这样在国内可以赢得人民支持，在国际社会又能占领道义制高点。第三，技术制胜观念得以张扬。工业革命以来丰硕的军事技术成果，让西方社会在世界军事变革中独领风骚，从而逐步形成了技术制胜观念，人本主义对生命的关注使得这种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欧美国家特别强调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为了保护生命不惜重金发展军事技术，在发展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军用机器人等高精尖武器上不遗余力。这种观念也使得西方国家军队打仗过分依赖装备，没有装备优势他们也就没有了心理优势。我们发展高新装备将是对对手一个很大的震慑。
三是国家利益至上与战争效益观。这主要是受现实主义影响。从超验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不仅使哲学回归人类现实生活，也使西方社会很快从意识形态的政治狂热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国家利益观和战争效益观。在现代世界，美国是最讲现实主义的，其对外政策包括军事政策只讲现实利益、不讲信誉道义的特点十分突出。其一，对外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始终围绕维护和拓展美国经济利益展开。美国认为，海外经济利益延伸到哪里，军事力量就必须拓展到哪里。无论世界上哪个角落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只要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那就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挑战，美国就有必要诉诸武力。所以，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海外区域，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工业能力正在迅速超过欧洲，所以美国正抓紧调整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军事部署。其二，对外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上的最大收益。美国人打仗最讲成本核算：凡是能给美国带来经济红利的仗才打，带来小利的仗小打，带来大利的仗大打。有的仗即使开打，如果发现无利可图，它也会尽快抽身，退出战争。美国热衷于推行联盟战略，在世界各地都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战争成本，希望用别人的钱打自己的仗。其三，对外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灵活多变并持双重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基于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美国军事战略已经进行了多次大的调整，其灵活性和前瞻性不是一般国家所能达到的。总之，没有逻辑，不讲原则，符合美国利益就是真理，这也体现了美国战略短视的一面，“基地”组织等美国扶持起来的军事力量，现在反而对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
四是新式战争与打击恐怖主义。这主要是受解构主义影响。恐怖主义的出现，本质上属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集中体现了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代恐怖主义有两个重要思想源头，一个是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二者都根植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反恐战争对传统战争观念的颠覆，不仅体现在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上，而且是对整个传统战争秩序的彻底反叛。两者差别显而易见：传统战争交战的主体都是民族国家，基本能够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反恐战争交战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没有任何规则控制，激进分子主要针对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传统战争的目标是为了获得领土、建立统治或者提升国家影响力，而反恐战争的目标更多是非理性的报复;传统战争的方式基本是正规军对正规军，反恐战争只有一方是正规军，对手身份识别困难;传统战争的胜负很清晰，反恐战争中消灭多少有生力量，占领了多少领土都不再是战争胜负的标志，实现某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可能才是取得胜利的真正标志。反恐战争的出现，是对传统战争秩序的彻底反叛，对现代西方的有限战争理论、地缘政治理论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