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儿童错误记忆的因素

　　有关儿童错误记忆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写影响儿童错误记忆的因素，一起来看看吧!

　　[关键词]错误记忆;源检测理论;模糊痕迹理论

　　一、引言

　　心理学家对错误记忆的研究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但是直到现在仍未就造成错误记忆的原因形成一致的理论解释。比奈(Binet，1900)最早研究了儿童因其易受暗示的心理特征而产生的错误记忆，他发现，一旦儿童对重复的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回答，这一回答就将和他对该事件的记忆相混淆，使其产生错误记忆。德国的斯特恩(stern，1910)用实验证明了儿童的记忆并非总是准确无误，如他先向儿童呈现事物，而后用一系列具有误导性的问题检验其记忆，发现儿童记忆存在歪曲现象。缪斯特伯格(Munsterberg，1908)在其著作《目击者的立场》中指出由于记忆可能存在错误而使得目击者证词不一定可靠，这使儿童的错误记忆在随后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因为许多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需要儿童提供证词，而证词的有效性是法庭判案的重要依据。基于这一现实需要，记忆心理学家们开始从探讨影响幼儿错误记忆的因素着手，分析儿童错误记忆产生的内在机理。

　　二、儿童错误记忆的影响因素

　　(一)易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

　　儿童错误记忆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易受暗示性被普遍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塞西和布鲁克(ceci&Bruck，1993)发现，当个体努力去回忆一个事件的时候，在该事件之前和之后接受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个体对该事件的回忆。因此，他们把易受暗示性定义为“一种影响儿童对某一事件的编码、储存、提取与报告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易受暗示性的影响不仅发生在实验室里，而且也发生在现实世界里。如海曼和比林斯(Hyman&Billings)经过研究发现，青年在接受重复的暗示性问题后，倾向于产生错误的有关儿童时代的记忆。塞西和布鲁克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指出，儿童记忆中的关键事件易于受暗示的影响而产生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解释，其原因是引导性问题或暗示性问题(leading or suggestive questions)中所包含的一些潜在信息使儿童感到困惑。儿童有时会将这些信息纳入到他们的记忆里，从而导致记忆的扭曲。随后有许多研究者尝试用多种技术来克服这种不利的影响。另一些研究则指出不仅问题的内容影响其后的报告，而且问题的措辞方式也可能影响儿童如何回答问题。与开放式问题相比，那些要重复用“是”或“否”来回答的是非性问题更容易让年幼儿童产生错误的记忆和作出错误的回答。此外，儿童常猜测成人的观点，把成人作为权威的象征。因此易于作出与成人希望听到以及成人断言的内容相一致的回答。如果成人采用引导性的问题对儿童进行提问，可能会导致儿童重写有关事件的原始记忆，将问题中一些不正确的信息纳入到自己的原始记忆里。

　　(二)压力

　　在考察儿童记忆与压力之间的关系时，有的研究报告高压力有利于记忆，有的研究认为压力不影响记忆，还有的研究则认为高水平压力对记忆有损害。在这些研究中，有的报告了压力对易受暗示性的影响，而有的研究则认为压力与易受暗示性之间无关联。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分歧，可能有多种原因，如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儿童的生活经验有差异、记忆的心理机制有区别、信息的类型不同、不同的记忆过程以及压力的影响可能有强弱等。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在记忆的不同阶段，压力会对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在编码阶段，压力有助于信息的贮存，而在记忆检索阶段，压力的人侵则可能损害储存的内容。近年来，随着对儿童目击证词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导致儿童对目击事件产生错误记忆的压力主要与访谈时的情境及目击者的个体特性有关。

　　(三)访谈技术

　　当前有许多研究者集中关注如何发展访谈技术，以便尽可能从儿童那里获得更多精确的信息，缩减其不正确的报告。近年来在有关儿童虐待的研究中，人们特别关注儿童报告虐待事件的真实性，因为在这一类案件中，儿童常常是惟一的目击者。目前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技术有重复提问(re-peated question)、刻板归纳(stereotype induction)、鼓励(incentives)等。此外，在对儿童调查访谈期间，还常常让儿童对所述的事件用绘画来说明，这在欧洲一些国家已被作为标准的信息收集技术而得到广泛运用。然而，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绘画和访谈技术也有可能引出儿童的错误报告，即也可能给儿童移植错误记忆。人们发现，对于经历过的真实经验，儿童能通过想像重新在头脑中创建一个包含有丰富细节和错误信息的故事，这使得任何访谈技术都有可能引起儿童的错误记忆。

　　(四)认知不成熟(CognitiveImmaturity)

　　儿童不仅容易把错误的信息纳入他们的记忆中，而且很容易忘记他们经验到的一些事情的关键细节，这主要是因为儿童在信息的编码、储存、回忆、检索等方面缺乏一些必要的能力，从而使儿童的记忆能力变得很弱。儿童往往会用过去经历的事件来重构或复写他们的记忆，或者用这些重构或复写的记忆去填补对某些事件记忆的空缺。有关记忆能力的年龄差异的研究发现，越是年幼的儿童越易于受暗示的影响，这使得儿童在接受某些访谈时产生的错误记忆更多，如在自由回忆、误导提问、直接提问等情况下。

　　(五)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

　　在记忆检索阶段，年幼儿童很容易把过去的事情纳入到对当前事件的记忆中去，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执行功能，不能有效抑制错误信息的影响。所谓执行功能指大脑有效地阻止从不同地点和时间接受的信息混淆起来的能力，它主要承担着高水平程序控制的任务，包括个体的行动(如计划、协调和抑制刺激等)。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在四岁以前一般不具备相应的执行功能，如普尔和琳赛等人(Poole，1995;Lindsay，1996)在他们的研究中试图训练儿童去区分正确的信息源与错误的信息源，包括在实践中拒绝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结果显示，不仅三岁儿童，甚至八岁儿童都不能完全排除错误的信息源对他们的消极影响。

　　三、解释儿童错误记忆产生机制的主要理论

　　有许多理论试图对儿童错误记忆的产生机制做出解释，其中，源检测理论和模糊痕迹理论是两种主要的理论。

　　(一)源检测理论(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简称SMF)

　　约翰逊(Johnson，1993)和他的同事们在对错误记忆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源检 测理论。源检测即判断记忆的来源，通常有内源和外源两种，对应的有三类源检测：外源检测、内源检测和内一外源检测。记忆有许多特征，利用这些记忆特征可以识别其记忆源，这些特征主要包括空间背景、时间信息、媒介等。信息表征中的经验包含了记忆源周围环境的诸多重要信息，会影响个体记忆编码的强弱。源检测理论认为不精确的个体报告是个体混淆了其回忆的信息源的结果，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约翰逊、哈史托蒂和琳赛(Jonhnson，Hashtroudi&Lindsay)等人提出如果个体采用源检测技术，将会减少错误回忆，但这需要个体评估其记忆特性。此外，源检测理论认为当个体对信息进行记忆时，是个体自身决定着操作的程序，这也就意味着记忆检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许多访谈方式都采用了这一假设，目的是使儿童自己有意识地去决定记忆的程序，并知道他们回忆的信息来自于那里。

　　朱密和纽科姆(Drummey&Newcombe，2002)研究儿童的源检测能力时发现4岁和6岁儿童之间的源检测能力有实质性的变化。这种转化显然与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相一致，这将不仅有利于研究源检测能力的出现是否可以作为易受暗示性的预测，还有利于探索儿童的源检测能力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以及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判断儿童在某个特殊年龄阶段作出的报告是否可靠。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通过一些发展儿童源检测能力的技术很可能会增加儿童对过去经验报告的可靠性。

　　(二)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Theory，简称m)

　　模糊痕迹理论认为记忆痕迹是对编码时采取的模式再认与解释性分析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受误导信息暗示的影响，记忆痕迹中结合在一起的信息特征就有可能会松动甚至完全分离，于是在提取阶段这些特征有可能被重新组合，这意味着记忆信息在编码与提取阶段都有可能被歪曲。另外，模糊痕迹理论还假设解释性的语义特征越多，对原有材料的编码与提取就越困难。痕迹的强度是抑制事后信息干扰的主要机制，痕迹越弱越易被冲淡、混合或复写。痕迹的模糊性程度则可能是抑制事后信息干扰的另一重要机制，如字面的痕迹不如逐字逐句或对要点表征的痕迹具有更强的抗暗示性。这两种机制都可用于解释为什么弱的痕迹更容易被干扰。痕迹与对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有关，弱痕迹即有关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之间的结合比较松散，这使得记忆易受暗示性信息的干扰，而且可能为错误的暗示提供一个编码的环境，使错误的信息进入记忆并被编码，从而产生痕迹共存。可见，个体一旦获得错误的暗示，由于有关先前事件的弱痕迹无法与共存的强错误痕迹竞争，结果使先前事件的内容难以被提取，而误导性的暗示反而更可能被回忆。根据模糊痕迹理论，记忆扭曲很有可能存在着年龄特征，年幼的儿童因为其编码痕迹弱，加之他们更多地是对字面的知觉特征进行编码，而非逐字逐句或对要点进行表征，从而使他们更易受暗示。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如错误暗示的强度与先前痕迹发生交互作用)，记忆扭曲才会发生，并认为事件的类型是影响记忆扭曲的重要因素(如包含有动作的动力事件可能比其他类型事件保留的痕迹更持久)。

　　四、简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有关儿童错误记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等方面。在临床上最明显的不足是如果儿童发生了错误记忆，目前仍然缺乏有效辨别的手段。此外，对于信息源的可靠性，仍需要进行认真的考察。在实验室的研究中，通过设置一些错误信息，就可以使被试宣称事实上不存在的事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表明错误记忆并不依赖于特殊的情感或特殊的认知加工。不过在实验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儿童在报告中对于错误记忆的陈述是儿童真的非常肯定确实如此呢，还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导致的?这些研究成果能否被推广到现实中，以帮助成人确定儿童有关虐待等的创伤记忆的真实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未来需要重视在自然情境下对儿童错误记忆开展研究，有关临床和实验室范式的研究毕竟与真实的情况不完全一致。此外，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如果把错误记忆与记忆恢复结合起来研究，将可能获得更有价值的结论，这是因为把错误记忆与记忆恢复放在一起研究，能够区别二者在认知偏好、确信度、记得或知道等判断上的差异，并可以考察情绪、唤醒水平以及人格因素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