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与默读,孰先孰后,人们通常很少去想它。但是,作为对阅读史发展、变化过程的了解,作为对阅读方法的正确掌握,却需要对此有所了解。
朗读先于默读,这是阅读史研究已经证实了的。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朗读先于默读识,我大声朗读”之意。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能阅读的更是寥寥无几。那时候的公共阅读总是以听读文本为主,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娱乐性。阅读史研究专家认为,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希腊,也就是说,希腊识字人很早就是朗读者。古希腊时期,甚至医生还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阅读来调养心神。而不少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过养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认为,在公元10世纪前,雅典人、罗马人的正常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亚述图书馆查找资料的亚述学者,“肯定都是在隆隆嘈杂声中阅读”。“在雅典或珀迦马的时代,旁边另有几十个读者各摊开刻写板或卷轴,喃喃自念着各类故事……我们找不到有抱怨希腊或罗马图书馆的噪音的记载”。直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坚决反对书写和默读,他对他的学生柏拉图一再强调口述的重要性。柏拉图当然要尊崇恩师的教诲,但又不能不把乃师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才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一些口语体的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华民族的阅读也是一个从朗读到默读的过程。比苏格拉底更早出现的孔子,也是一个强调口述、反对书写的哲学家、教育家。“述而不作”是他的信条,这个信条一直流传至今。可想而知,在竹简、木牍时代,竹简、木牍制作不易,能由老师口述或者阅读者朗读就很不错,由此形成通常的阅读主要是听读或朗读。战国时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在他的《劝学篇》里,也透露出当时阅读以朗读为主的情形:“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君子知夫不足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从这些名句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当时的阅读学习是首先听到——入耳,然后才是入脑。学习则是“诵之”。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读书法》中谈道:“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由此可以想见,这里说的读书乃是指那种要动口的诵读。
古代的诵读还与传统书写不够完善有关。我国古代的书写长期没有句读标点,这也造成初学者阅读的困难,被迫要先听先生诵读而后跟读,学生想不诵读都不行。西方书写的标点具体化是在公元7世纪后,我国则是在15世纪才有粗略的断句记号,而标点的具体化则是西学东渐后的20世纪之初。书写标点符号具体化的滞后也使得阅读者依赖听读的时代延后。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有三部成书于说书人长期说书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已经由许多民间说书人多次表演给普通观众们听,然后才由文人作家集中整理创作而成。这一事实也可以表明,听书之所以成为我国大众的爱好是与书写不够完善有关的。
人类阅读肯定是一个联觉过程,听觉、视觉甚至触觉都在同时发挥作用。阅读者只要在足够时间里拥有文本,其阅读既可以朗读、诵读,也可以默读、速读,而默读的速度肯定高于发声的阅读,默读替代朗读成为人们通常阅读的方法。随着文本书写不断完善,随着断文识字的人越来越多,随着阅读文本越来越容易获得,个体默读也就越来越普遍。在默读成为普遍的阅读方式后,朗读也就退位为一种辅助性的阅读方式,正如古希腊人认为朗读具有娱乐性,中国古代书院的会讲具有广场性,朗读作为一种大众阅读的形式,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乐于采用,甚至作为一种阅读的艺术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