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多隐士的原因

魏晋时期多隐士的原因是什么

哈喽，朋友们都知道吗?其实，隐士的生活常常是神秘莫测的。其实，放眼望去，历朝历代其实都有隐士存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时期多隐士的原因是什么，希望您能喜欢!

魏晋时期多隐士的原因是什么

发生于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使得隐逸思想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在朝野中，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通过"清议"的形式与宦官集团展开搏斗。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两次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以党人的惨败而告终，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

儒家思想中，历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东汉政府也倡导节义精神，这些都在东汉士大夫心中深深扎根。然而，两次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使得士人千百年来的道德和政治信仰瞬间崩塌。他们面对现实已觉得困惑与迷茫，甚至无所适从。

在黑暗的政治面前，他们只能选择缄默甚至隐遁的方式来维持清高的人格尊严、守护心中的政治理想。这是士人无奈的选择，也是专制体制下，士人表达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唯一途径。

出世的观念与思想渐渐流行，为隐逸现象的发展推波助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流行起了老庄之学，这对于士人们来说，可谓极具颠覆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玄学。玄学是在老庄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迅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除此之外，佛教与道教也开始兴盛，为隐逸现象推波助澜。

在这一时期，儒学权威急转直下，其他思想便趁虚而入，渐渐活跃起来。老庄思想强调任自然，重个性，蔑视权贵等，使魏晋南北朝士人找到了精神寄托，那是一个摆脱物质利益，不被"物役"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玄学是魏晋时期一个重大的哲学突破，可谓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隐逸思想的流行与这一时期的宗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佛教。佛教强调断绝尘世的杂念与妄想，并且，我们都熟悉的是佛教的弟子们都隐居山林，在思想和行为上，这些都与隐士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之当时的名士和名僧之间往来频繁，所以佛教思想很容易推动隐逸思潮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隐逸现象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代、战争激烈，政权也随之频繁更替。这段岁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很典型的乱世时期。也正是因为如此动荡的局面存在，隐士才大量出现。

士人的归隐，一方面是为了逃避战乱兵祸，尤其是西晋中后期爆发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混战局面;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远离官场的迫害。对异己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绝对算得上官场最为污独的一面。各种政治集团因为政治利益的不同而相互排斥，以至于相互攻击、迫害甚至杀戮不同集团的人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因避乱避祸而隐居的士人。

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在哪里

魏晋时期这种“清谈”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魏晋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

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魏晋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西晋为何生活如此奢靡

“九品中正制”给予了门阀士族大量的优厚政策，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为他们集聚钱财提供了基础的保障。拥有财富的他们通过炫耀性消费的方式来体现自身地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晋奢靡成风，造成了许多不好的影响，政治也因此更加腐败，王朝也逐渐走向衰落。可以说是“奢靡”之风毁灭了西晋。

现在小编就带大家来看看西晋到底有多么奢靡。当今社会有个名词叫“炫富”，而这“炫富”的由来就是来源于古人的“斗富”，一提到西晋，人们很容易想到奢靡之风四起，今天小编把西晋的奢靡的行为分为三种。

西晋奢靡表现的第一点就是酗酒。

今天人们都知道醉酒误事，但是要将“酗酒”和奢靡扯上关系，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而在古代可不一样。从饮酒到纵酒，在西晋都是一种社会风尚，这就造成当时因为酒发生了很多荒唐的事。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竹林七贤”中，刘伶与阮籍二人都嗜酒如命。刘伶沉湎于酒，“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任情放诞的样子，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描述。刘昶说了这么三种人喝酒酒，这三种情况几乎包含了所有人，可以看出他的行为任性放诞与刘伶基本没什么区别。山涛酒量过人，“饮酒至八斗方醉”，而山简以“高阳酒徒”自居，将游宴名池称为“高阳池”，比起他的父亲山涛来，山简更为放纵。在两晋时期，类似于这样的饮酒的事例是非常多的。

与正常的欢庆宴饮不同。士大夫喝酒，样貌颓废，行事荒诞。这些人以饮酒取乐，行为荒诞不羁。“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同时，饮酒也是与人交际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即使在今天，在一些场合上小编们也不得不喝酒。在酒桌之上，酒酣耳热，推杯换盏，以此达到某些目的。这样的行为在士族中逐渐变为一种很常见的习惯。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晋书》

西晋的饮酒炫富是十分血腥的，宴请宾客时让婢女给宾客倒酒，如果宾客不饮酒，则要杀了倒酒的婢女。王丞相本来不会饮酒却勉强自己饮酒到醉，而大将军本身会饮酒却一口都不肯喝，杀了三个人，脸色也不曾改变。小编认为通过饮酒这一行为，也可以看出不同人的性格和处事方法。而石崇饮酒不尽则斩美人的行为，可以看成是石崇对自己财富和能力的一种炫耀。

饮酒不单单是炫富，还是一摧毁了士人的正常生活。“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甚善。小编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夫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北时期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的原因

首先，儒家的“华夷”之辩一直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结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自两晋以来，这一问题更为敏感，所以作为少数民族的北魏鲜卑统治者不能不顾忌到这一点，儒家“正朔”、“君臣”的思想不能沿用，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鲜卑拓跋部把佛教树为大旗，以便号召民众。当时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就曾认为“佛为戎神，正所应奉”。

其次，尽管崛起朔漠的北魏王朝俨然以“华夏之主”自居，视北方各割据势力首领为“氐”、“胡”，也视南朝统治者为“岛夷”，但他们毕竟不是华夏“正朔”所在，北齐高欢便说：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所以北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极力模仿汉制。

但当时，儒家的礼仪纲常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击的支离破碎，代之而起的玄学，崇尚清淡，但也只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流传，比如寇谦之、崔浩等。对于一般的民众玄学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佛教却弥补了这一缺陷，适应了各阶层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程度，成为南朝时期的推崇之物，因而北魏统治者也只能将佛教这一思想模式接受过来，并改成了具有典型北方特殊的佛教。

北魏佛教注重于石刻造像，泥塑绘画，在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大同)始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并修建了当时天下最大的寺院-永宁寺，其中有一塔为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为天下第一。据史书记载，北魏末期，全国僧尼已多达二百多万，仅洛阳地区就有寺1376所，各地寺庙竟达三万有余，可谓盛极一时。北魏用形象化的信仰和崇拜来教化文化为当时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另外，当时，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王朝更迭，人人朝不保夕，佛教确实成为当时各个阶层所共同接受的麻醉剂。统治阶层可以用来自我麻醉和奴化百姓。而百姓又可以从佛国净土中寻得一点精神慰藉，且入寺为僧，便可免除徭役。

北魏有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历史地决定了其佛教兴盛的必然性。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的综合现象，它不仅仅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折射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生活，在北魏统治的136年间，平城建都就占了97年，平城可以说是北魏许多典章制度、文化形态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