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张之洞：打土豪分田地为民减负【历史故事】
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张之洞基本具备了干大事的条件。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他在折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赞赏，还通报嘉奖他“实心为民，洁己率属”。
有了慈禧的肯定，张之洞决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于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铁腕强权。
●打土豪，分田地
长期以来，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们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这些可恶的官僚囤占了大量的优质土地后，还向朝廷瞒报实际面积，广大农民不仅种不到好地，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
张之洞决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于是派马丕瑶、高崇基等干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土地大清查，并以实地丈量的方式，进行登记造册，最后共查出各州县瞒报囤占的土地达20万亩！
张之洞立即将这些土地进行合理分配，既严厉打击了官僚囤占瞒报土地的不法行为，也为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然而，查出的这20万亩耕地对于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山西百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张之洞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为垦地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和种子的资金，还免税三年。此举安定了民心，也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铲除路霸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山西境内务工经商的人士却苦不堪言，因为各州县为了大肆敛财，在各自的地盘上乱设关卡，扣留途经关口的车辆和牲畜，勒索其交钱纳税，否则就不予放行。
这帮官吏不是在征税，而是在拦路抢劫，只有强盗才会拦截行人索要买路钱。因为太过于霸道，外省的商户都不敢到山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穷，越穷越闭塞，似乎与世隔绝，这给山西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张之洞查知此情后，严令各州县将差徭局改成清徭局，并裁撤路关和差徭，然后派马丕瑶、锡良等干吏到地方监督检查，要求各州县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裁撤路关和差徭后，山西这才向全国工商业人士敞开了大门，国民经济也从此得以发展。
●禁除鸦片
山西百姓缺粮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种鸦片，大量的耕地被挤占。从北京到山西任职的那一路上，尽是罂粟苗，张之洞忧心如焚。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让全省官员戒掉烟瘾，把鸦片赶出山西！经过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叹：“山西之患不在灾害，而在于烟患。烟毒耗民元气，山西尤为严重。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禁烟，首先就得禁种，但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农民种植鸦片的产值，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如何说服农民退烟还耕呢？张之洞觉得这事关系国家兴亡，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于是颁布了《禁种罂粟章程》。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这道章程颁布后，他组织官员一边劝诫百姓禁种鸦片，一边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棉桑，广积谷粮，兴修水利，务本兴农。
为切实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还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严厉要求各州县官员带头开展禁烟活动，坚决铲除责任区内所有种植的鸦片，如有迟缓或违抗，就从重从严惩处！很快，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而腾出来的大片土地，也都种上了棉、桑、麻、粮等农作物。
与此同时，全省官民的烟瘾也在有效戒除。可鸦片之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啊？为此，张之洞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戒烟局，然后寻医购药，医治那些烟瘾患者。
山西的禁烟行动持续了一年后，全省烟毒泛滥的40多个州县，基本上退烟还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绝食鸦片，整个山西的民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荡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