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著名历史故事有哪些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周恩来的历史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周恩来勤奋苦学的故事
南开学校是一所国内闻名的先进学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校里的课业负担很中，常有考试，考得不好就被淘汰或留级，而且学费也很贵。
生活是这样的艰苦困难，可是他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一直却十分顽强。他入学后，住宿在学校里，每天起床钟一响，就立刻起床、跑步，保持着在沈阳上小学时锻炼身体的习惯。
起初，他英文基础比较差，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把全部课余时间都用来学英文。到第二年，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后来，就能看许多英文原着了。
他的国文成绩特别好，学校每两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的文思敏捷，提笔作文，一气呵成。1916年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他被评为全校第一名。
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在笔算速赛中，他是48名最快之一。代数得满分。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
除了课堂学习，他在课外还读了许多书报，尤其是喜欢读孙中山先生革命派办的《民权报》、《民生报》，以及当时中外进步思想家的着作。所以，他的知识丰富，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有一次，他在书店看到了一部精印的《史记》，就毫不由于掏出伙食费把他买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那时候，他对学习目的已认识得很清楚。他在一篇题为《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作文中写道：“人一生求学，惟青年为最大之时期，基础立于此日，发达 乎将来。”他认为现在努力求学，是为了日后能“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以其所学，供之于世”，他是在苦苦地大基础，作准备呀!
由于他的勤奋苦学，品学兼优，使全校师生十分钦佩。校长称他为南开最好的学生，同学说他是在万苦千难中创造出优异的成绩。第二年，经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了他的学杂费。周恩来成了全校唯一的免费生。
1917年6月，周恩来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了。他在南开学校4年，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追求进步、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青年了。
周恩来和廖仲恺的革命故事
周总理的一生，国人皆知;总理的丰功伟绩，世人皆晓。但是，是谁把他从法(国)德(国)引荐回国参加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知者不多。这个人就是祖籍惠州、祖居地在梅县程江镇，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代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7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廖仲恺。
1917年7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先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仲恺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任大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廖仲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1924年2月，蒋介石擅自辞职后，廖仲恺代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7人筹备委员委员长，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种种困难，开展筹建工作。同年5月被孙中山特派为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军校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设立政治委员制度。
有一次，廖仲恺约见了在政治部协助工作的原广东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张申府，问他有无适合人选推荐到军校工作。张申府当即应承，向廖仲恺推荐了十几个留欧学生，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据此，1924年2月6日，在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廖仲恺正式向孙中山汇报、推荐了周恩来，称说他“是一个很能干、很有经验的年轻共产党人”。孙中山听后，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军校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周恩来回来旅费有困难，我们可以立即给他汇去。”“国民党员也罢，共产党员也罢，现在都是本党的人了，都一起来做革命事业。下一步还可多吸收一些中共的人来。”随后廖仲恺即通过广东中共负责人联系上周恩来，并寄去旅费。周恩来亦答应处理好那边事情，即启程回国。
三个多月后，即1924年6月6日，周恩来接到中共的调令，正式启程回国。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9月中旬，周恩来回抵香港，他在香港给中共中央写了工作报告。月底离开香港，奔赴广州。随即接受中共任命，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同时受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11日，周恩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与廖仲恺这两位伟人便相识相聚工作战斗在一起，直至1925年8月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刺杀，壮烈牺牲。
期间，这两位伟人为中国革命真诚合作，舍生忘死，积极努力，交往配合，留下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一起力主镇压了猖獗一时的商团暴乱，巩固了广州革命的大本营，使广州大革命运动得以继续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与廖仲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一起共办军校，开创了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廖仲恺被军校师生称誉为“军校的慈母”，周恩来则被赞誉为政治部中的一团火焰;在孙中山北上及病逝之际，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苏联顾问团支持下，一起力主策划组织革命军参加国民革命，进行扫荡陈炯明军阀的首次东征，一起组织回师，平息杨刘叛乱，一起采取得力措施，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廖仲恺任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广东省省务会议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极端仇视，指使胡毅生、梁鸿楷、魏帮平、朱卓文等人暗杀廖仲恺。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到设在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9时许，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国民党右派人物朱卓文、陈顺等刺杀。廖仲恺当场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广州震惊，全国震惊。广州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苏俄友人，各界人民群众纷纷集会，以各种形式悼念廖仲恺先生。周恩来发表《祭廖仲恺文》，并撰写《勿忘党仇》等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廖先生的深厚感情和敬意。此后，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了国葬。
关于周恩来严厉的故事
多少年来，反映周恩来总理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及回忆录，多是侧重展现周恩来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忍辱负重等品格，但有血有肉、真实全面的周恩来绝不缺少严厉的一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不止一个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但这里所言的“怕”总理，缘于周恩来的严厉，缘于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
“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面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对于个别太不像话的人和事有时则会忍不住发起脾气来。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部长令人惭愧的不佳表现。于是，这自然引起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极端不满和对他们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面见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正襟危坐、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有这么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开始还能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但是，这类似的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也觉察到了，脸红了，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再继续下去，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恩来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坐在位子上的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随即，这位部长被点名罚了站。
在上面那位部长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紧张得直哆嗦。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起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不过，后来越念越顺，而且没被周恩来叫停纠正。
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他的目光刚与周恩来总理相遇，总理已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又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找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告一段落。
后来，周恩来给这位副部长的汇报作出一个评价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周恩来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忙解释道：“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喝酒的故事
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有人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了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
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就是害怕有人谋害毛主席。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说：“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接着周恩来就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了回去。
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却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毛泽东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周恩来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他们笑语鼎沸，都是感人的话：“毛先生，这次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周恩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冶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卫士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 周恩来只是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能够显示周恩来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就像他与群众握手，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从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都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那次喝酒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了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他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