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行路难·其三》原文_译文_鉴赏

　　《行路难三首》这三首诗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反映了诗人在思想上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起的感情波涛使组诗气象非凡。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行路难·其三》原文

　　唐代：李白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要学许由用颍水洗耳，不要学伯夷和叔齐隐居收养采薇而食。

　　在世上活着贵在韬光养晦，为什么要隐居清高自比云月?

　　我看自古以来的贤达之人，功绩告成之后不自行隐退都死于非命。

　　伍子胥被吴王弃于吴江之上，屈原最终抱石自沉汨罗江中。

　　陆机如此雄才大略也无法自保，李斯以自己悲惨的结局为苦。

　　(陆机)是否还能听见华亭的别墅间的鹤唳?(李斯)是否还能在上蔡东门牵鹰打猎?

　　你不知道吴中的张翰是个旷达之人，因见秋风起而想起江东故都。

　　生时有一杯酒就应尽情欢乐，何须在意身后千年的虚名?

　　注释

　　晋朝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许由》篇：“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

　　《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索引》：“薇，蕨也。”按薇、蕨本二草，前人误以为一。

　　《高士传》：巢父谓许由曰：“何不隐汝形，藏汝光?”此句言不露锋芒，随世俯仰之意。

　　鲍照《拟行路难》：“自古圣贤尽贫贱”。《史记·蔡泽列传》：“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白起……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吴起……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身?”

　　子胥：伍子胥。《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子胥……遂伏剑而死。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又见《国语·吴语》。

　　《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因宦人诬陷而被杀害于军中，临终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喟然叹曰：“……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索引》：“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

　　《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太平御览》卷九二六：《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门，不可得矣。”

　　鉴赏

　　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

　　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

　　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此首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