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蝉》鉴赏答案是什么《蝉》全诗译文及赏析
《蝉》由李商隐创作的，这首诗借咏蝉以喻自身的高洁。全诗层层深入阐发主题：“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实属“咏物”佳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首古诗吧。
《蝉》
作者：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蝉》【注解】
1、本以两句：古人误以为蝉是餐风饮露的。这里是说，既欲栖高处，自难以饱腹，虽带恨声，实也徒然。高：栖高树，喻自己清高;吸风饮露，所以“难饱”
2、一树句：意谓蝉虽哀鸣，树却自呈苍润，像是无情相待。实是隐喻受人冷落。
3、薄宦：官卑职微。
4、梗犹泛：这里是自伤沦落意。梗：木偶;泛：漂泊
5、芜已平：荒芜到了没胫地步。野草连成片了。
《蝉》【翻译】
你栖息在树的高枝上，餐风饮露，本来就难以饱腹，何必哀婉地发出恨怨之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由于彻夜鸣叫，到五更时已精疲力竭，可是那碧树依然如故，毫无表情。我官职卑微，像桃木偶那样四处漂泊，而故乡的田园却已荒芜。烦请你用鸣叫之声给我敲响警钟，我的家境同样贫寒而又凄清。
《蝉》【韵译】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你虽含恨哀鸣徒然白费神劲。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大树依然苍翠却无丝毫同情。
我官职卑下象桃梗漂流不定，家园早已荒芜杂草埋没脚胫。
烦劳你的鸣叫我得借以自警，我也举家操守象你高洁不佞。
《蝉》【讲解】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蝉本来就因栖息于高枝，难得一饱;它鸣叫不停，却不受理睬，真是白白辛苦，怨恨无穷啊。“以”，因。古人误以为蝉餐风饮露，所以说“高难饱”。“费声”，指鸣声频频。
就真实情况而言，蝉并非是因身在高处，不肯飞下来乞食而“难饱”;它的鸣叫声中也没有什么恨意，这完全是诗人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是其身世之感的寄托。“高”，语义双关，喻指人的品格高洁。
诗人自许清高，不肯屈就，结果只落得生活困顿，这不就是“高难饱”吗?他曾向令狐绹等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可最终还是不被人理会，依旧无法摆脱仕途坎坷的困境，这难道不是一场“徒劳”吗?在这里，蝉已经完全人格化了，诗人分明是借其表达自己艰难的身世和处境，所以纪昀说开头两句是“意在笔先”。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蝉彻夜悲鸣，叫到五更天，已是声嘶力竭、稀稀落落，快要断绝了。可是那些树呢，依旧碧绿青翠，任凭蝉叫得如何凄苦动人，也是无动于衷，真是无情啊!
蝉声与树木的碧绿本来是毫不相干的，诗人却责怪树木的冷酷无情。显然，这同样是在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写自己的哀告无门、受人冷落。曾经有过深交的令狐绹等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李商隐的，可是，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处处排挤打击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诗人怎能不怨恨与激愤。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这两句转向诗人自叙：我职卑禄薄，到处漂泊，早已丢下的家乡田园，已是一片荒芜。
《战国策·齐策》里有一则故事，桃偶讥笑泥人：“你是用泥土做成的人形，一到发洪水的时候，你就完了。”泥人说：“我是西岸土做的人，洪水来了，尽管我会没了人形，但我还可以被冲回西岸家乡去。而你呢，你是东国桃木做成的人，洪水一来，你还不知道漂泊到哪里去呢?”后来就用“梗泛”来比喻漂泊无定的生涯。“梗”，树木枝条。“泛”，漂流。李商隐长年辗转于各地为他人做幕僚，职位卑微，俸禄微薄，故称“薄宦”。
“故园芜已平”，从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化用而来。陶渊明做官不如意，想到自己家乡的田地快要荒芜了，就辞官而去，归隐田园，自得其乐。自己也是仕途坎坷，处处碰壁，何不也像陶渊明那样早日还乡呢?可是，故园荒芜，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真是进亦难，退亦难!
这两句在四处漂泊、前途黯淡的生活身世倾诉中，透露出诗人的失意与苍凉。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这两句是作者对蝉说的话：多劳你给我警告，我一家人的生活也和你一样清寒。“君”，指蝉。“警”，警醒，这里有触动的意思。蝉在告诫什么呢?有人说是警告诗人为什么不及早回头，早归故园;有人则认为是提醒诗人保持高洁的操守。
此联前一句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手法写蝉。后一句“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呼应开头，首尾圆合。
《蝉》【赏析】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的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这首诗表面写蝉，实际上是写自己。纪昀说：“前四句写蝉即自寓，后四句自写，仍归到蝉。隐显分合，章法可玩。”全诗层层深入，阐发主题。“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被誉为“追魂之笔”，语出愤激却运思高妙、耐人寻味。后面就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足见其感情的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 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
古人有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这首咏蝉诗，就是抓住蝉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句闻蝉鸣而起兴。“高”指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在高树吸风饮露，所以“难饱”，这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是白费，是徒劳，因为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会不会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了呢?比方蝉，本来没有什么“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不是不真实了吗?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接着，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用“一树碧无情”来作衬托，把不得志的感情推进一步，达到了抒情的顶点。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绿和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接下去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要是局限在咏蝉上面，有的话就不好说了。“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象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田园将芜胡不归”，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象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末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锺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对我们更有启发。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
《蝉》【相关阅读】
唐人咏蝉三绝对比分析
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
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
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
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苏轼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釆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肖旭)
《蝉》【作者介绍】
李商隐(812-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玉谿(xi)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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