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山坡羊·北邙山怀古》原文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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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张养浩《山坡羊·北邙山怀古》原文及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山坡羊·北邙山怀古

  元代:张养浩

  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

  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北邙山下尘。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

  《山坡羊·北邙山怀古》注释

  北邙山:中国名山中,北邙山怎么看都无出奇之处,然而,它又绝对名播于世。梳理中国文化的脉络,北邙山是不能跳过的一站,在这片高不过300米的小丘陵上,竟有6个朝代、24位帝王长眠于此,东汉光武帝刘秀、陈朝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蜀主刘禅、西晋司马氏,甚至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纷纷将这里作为灵魂最后的栖居之地。

  碑铭:指碑文和铭文。有韵的碑文,叫铭。语出《后汉书·翟酺传》:“ 酺免后,遂起太学,更开拓房室,学者为酺立碑铭於学云。”

  《山坡羊·北邙山怀古》创作背景

  诗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回顾了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兴衰交替,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今天的赢家把输家的一切付之一炬,那么谁能保证他不是明天的输家呢?如此看来。这输输赢赢又有什么意义呢?

  《山坡羊·北邙山怀古》鉴赏

  起首便渲染出凄怆悲凉的气氛。这些埋葬在北邙山上的君臣们,生前把荣华富贵、风云庆会享受个够,然而,死后也不过是北邙山下的一抔土。是人,便不免一死,而一旦死去,便万事皆休。那么,生前的尊贵与否,死后的衰荣如何,又有什么意义呢?结句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语气冷隽悲凉,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前两句所言情景,与史书本传所载的"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是完全吻合的。为百姓如此鞠躬尽瘁,赢得"满城都道好官人"的赞誉,而诗人本人却认为,为百姓应该更加尽心尽职。南吕·一枝花中的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面对着众多的灾民,严重的旱情,政府的赈粮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他个人曾上奏天子,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救济之用,但严重的灾情又不是个人区区之力所能回转的。在心焚如火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的幻想。《元史》本传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苦,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养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为民的绝唱。

  张养浩曲子总的是立意高远,感情深厚,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在这总的特色之下,每一类曲子又自有特色。写景曲轻快自然,飘逸闲适如行云流水;怀古之作境界阔大,沉郁雄浑,能够高度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官场仕途之作深刻悲怆,揭示出官场的本质和为官的岌岌可危;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深远而感伤,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捧献在读者面前。

  《山坡羊·北邙山怀古》的作者简介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23代孙。元代散曲家。少年知名,19岁被荐为东平学正,历官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在任监察御史时,因批评时政而为权贵所忌,被免官。后复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后因其父年迈,无人照顾,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辞官家居,此后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办理赈灾,见饥民困苦万分,难以周济,竟为之痛哭,遂“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元史》本传),不久便积劳成疾病卒。他的散曲多写弃官后的田园隐逸生活。有《三事 忠告》、《归田类稿》等。散曲集有《云在休居自适小 乐府》。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谓其曲“如玉树临风”。

  张养浩居官清正,敢于犯颜直谏。在堂邑县,他关心民瘼,抑制豪强,赈灾济贫,做了不少 好事。拜监察御史之后,他绳纠贪邪,荐举廉正,弹劾不避权贵,举荐不疏仇怨,“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风宪忠告》),蹈厉风发,“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同上)。其门人黄溍说他“力排权奸,几蹈祸而不悔”(《滨国公张文忠祠堂碑》)。武宗时,曾因议立尚书省事,与权臣意见牴牾,被构罪罢官;英宗时,又因谏在内廷张灯为鳌山事,险遭不测。怀有“致君泽民”理想的张养浩,本想干一番利国济民的事业,但统治集团中“忠直为国者少,阿容佞诈、惟己之为者多”(《元史》本传),自己犯颜撄鳞,时有性命之虞,便借故辞官归隐,“远是非,绝名利”(《普天乐·辞参议还家》),回到自己的故乡济南。享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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