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的历史故事

　勤奋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自己养成的。产生勤奋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心怀抱负和信念，也有的是因为某种原因或在某事上受挫，从而勤勉起来。但是，只要勤于工作，就会有成功的必然。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有关古代诗人的历史故事 ，希望能帮到你!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是紧接盛唐以后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语言通俗、明白流畅，在风格上自成一体(世称“元白体”)。他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与元九书》为其诗论纲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他长于各种诗体，特别是叙事长诗，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长恨歌》则被诗评家誉为千古绝唱。

　　不象韩愈、杜甫和其他一些大诗人那样，死后才受到后人的特别推崇，白居易在生时便诗名显赫，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崇拜，而且其影响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时间中，各地寺庙道观、邮亭等处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诗歌的忠实欣赏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当时传抄他的诗拿去卖钱或者换酒、换茶喝的人到处都是;能够唱诵“长恨歌”的歌妓会抬高身价，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外国的宰相也托来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价购买他的诗作。

　　白居易一生写过的“讽谕诗”比别的诗人都多，充分显示出他关心劳动人民疾苦、同情贫穷受难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比如《卖炭翁》、《观刈麦》以及《缭绫》等等)，使人至今读起来还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关心和同情穷苦人的同时，他还往往能反躬自问，把自己的优裕生活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饥饿的妇女抱著小孩，在麦地上捡拾别人收麦时掉下的一颗颗麦粒来充饥，他便联想到自己“不事农桑”还拿“三百石”俸禄，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见《观刈麦》)。

　　他的善念逐渐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别是在晚年，他自号“香山居士”，成为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难时(他曾贬官到江州作司马)，就不会象常人一样地过份忧愁和烦恼。而且他对名利也逐渐地放淡，告诫世人不可过份追求，否则自招灾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世人，许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来的[1]。由于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因此他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后，许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诗中说，“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诗人王维)前生是一个画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著不解之缘”[2]。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诗歌天才是在许多世中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这一说法为“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并且也被当今西方“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比如一个几岁的小孩能够不学自会地开机动船，显出非凡的“天赋”，但研究发现，他前世是一个机动船的船长，有著几十年的驾船经验。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读禅经”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诗无大诂，禅无定说。这首禅诗的境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注：

　　[1] 白居易，“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2] 白居易，“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白香山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感兴二首”和“读禅经”载于65卷，“自解”载于68卷。

　　王维

　　王维(公元700─761)，字摩诘，盛唐大诗人、大画家兼音乐家。他的诗体物精微，状写传神，清新脱俗，艺术上极见功力，风格上独成一家。他长于各种诗体，善写多种体裁。他和李欣、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一起合称王李高岑，是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和孟浩然合称王孟，又是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边塞诗中的杰作多为七言古诗，而田园诗中的精品多为五言律诗。至于“禅诗”，他更是古今独步，所以又被称为“诗佛”。王维广为流传的佳作有许多是五绝：短短二十个字，说出了千百年来人们总也说不尽的思绪、情怀和哲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鹿柴》、《竹里馆》、《山中》、《相思》以及《杂诗(其二)》等等。他精于绘画，善写破墨山水及松石，亦擅人物、肖像、丛竹等。其笔力雄壮，率先使用皴法和渲晕的技巧，布置重深，尤工平远之景，被后人推为“南宗”之祖，又被尊为文人画之第一人。曾绘《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北宋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早年丧父，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居士，这对他后来一生吃斋修佛影响极大。他生活中的坎坷则从另一面对他看淡人生、坚定佛心起到了促進作用：他21岁时举進士，作大乐丞，因戏子们跳黄狮子舞获罪而牵连到他，把他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安史之乱时他被安禄山拘囚，被迫接受伪职，乱平之后又因此下狱;一年后肃宗无罪释放他，此后几年中一路迁升到尚书右丞的大官，不过那时已在暮年，早已看淡红尘了。

　　他一生中有许多时候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他在十八岁前就曾隐居。公元729年隐居淇上，后移到嵩山隐居，并且是解官归隐，直到公元734年，官授右拾遗;公元741-745年，他又隐居于终南山;到公元748年，他买下宋之问蓝田辋川别墅，便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直到公元756年为安禄山所拘。[1]根据他的诗，他在四十岁左右就已经有修道心了。[2]在晚年时他主要住在城里，家中经常养着十几个僧人，交流修佛心得;退朝回来就焚香独坐，潜心修禅。

　　隐居中他经常登山拜寺、求道问禅，对隐居山林十分想往。有时沿着羊肠险道，曲折盘旋地向上攀登，奇峰指天、头上怪石摇摇欲坠;瀑布鸣泉吼声如雷、喷涌而出;与山中禅师同行会碰到捡栗子的猴子，回家时与松间筑巢的仙鹤打个照面;走过的小桥是将就倒下的大树架成的，住处的栅栏就用大树上垂下的藤蔓随手拴起来就成了;回得家来，石门一闭，安心打坐，等到下次再开石门一看，门外的青草又长好深了![3] 有时攀到很高的山上，在深深的竹林后面是居住的石洞，晚上万籁俱寂时听到遥远的山泉淙淙的流水;从下面看，这里已是高入云霞的地方，而自己现在却在这里枕席安眠，这真让人觉得暂时地留宿实在不满足，而想要从今后永远驻留此地了。[4]有时游到一些山寺，猛虎会和人友好相处，猴子能学人打作参禅，这时真能让人感到佛国在眼前而人世变得遥远而漂渺，并对自己官场生活感到自惭而希望终身在这里研修佛里了。[5]

　　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促使王维走向禅门以外，人生生老病死的痛苦和折磨也是一种启发和促進的力量：有时中夜独坐冥思，想到双鬓渐白、不复转青，纵有黄金万两也无可奈何，不免悲从中来，终于悟到只有学道，跳出轮回才有希望。[6]有时回顾自己好象不久前还是红光满面的青年，现在牙坏色衰，一下子白发就爬上了头;不仅如此，一生中经历的伤情往事也都一齐涌上心头，这种身心的双重煎熬，除了佛门勤修，又到哪里去解除得了啊![7]

　　有了坚定的道心、精勤的修为，再回头看人世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了：人生有病无非是执着爱恨而起，自觉贫穷而生抱怨，那是因为有了贪欲之心;人在迷中，反倒留恋这贫病交加的人世，对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不厌不烦，殊不知人来世间就是动了凡心的原因。[8]人的这些颠倒妄念如毒龙缠缚着自己不能解脱，只有修习禅定才能制伏这些妄念。[9]修道人看破这些理后自然就安贫乐道了。[10]而且随着心性的提高，与常人的苦乐观也不同了，常常因为寂静中有所悟而高兴，这就逐渐和常人有了距离。[11]

　　王维在自己的诗中还谈到一些修炼的具体事情：他喜欢看得道高僧的传记故事，有时看修炼辟谷的方法;他把手杖头雕刻成斑鸠的样子，把乌龟壳用来垫在床脚底下;没有事时就在北窗下焚香打坐。[12]隐居山中时，他们一群人一起来诵禅，与一人打禅又有不同乐趣。[13]在嵩山隐居时，他还有过闭关修炼的经验。[14]

　　行恶如磨刀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修善似春园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不知不觉，天长日久，王维已经修到了“眼界无染，心空不迷”的极高境地。[15]修得高了自然要出一些功能，但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对于自己在诗画上的极高成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多世以来都是诗文的专家，而前一世是个画家，由于这些老习惯没有改得掉，所以今生今世又被世人发现了。[16]修炼了一二十年，有此宿命通功能也是不足为奇的;他的解释不但合情理，也和现代西方轮回研究的规律十分吻合。

　　注：

　　[1] 葛晓音(北大教授)，《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2] 《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卷三;(书名见最后)

　　[3] 《燕子龛禅师》：“山中燕子龛，路剧羊肠恶。裂地竞盘屈，插天多峭□。瀑泉吼而喷，怪石看欲落。…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桥因倒树架，栅值垂藤缚。…一向石门里，任君春草深。”，卷五;

　　[4] 《投道一师兰若宿》：“一公□太白，高顶出风烟。…昼涉松路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向是云霞里，今成枕席前。岂唯暂留宿，服事将穷年。”，卷十一;

　　[5] 《游悟真寺》：“…猛虎同三径，愁猿学四禅。…梵宇聊凭视，王城遂渺然。…薄宦惭尸素，终身拟尚玄。…”，卷十二;

　　[6] 《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卷九;

　　[7] 《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卷十四;

　　[8]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卷三;

　　[9] 《过香积寺》：“…安禅制毒龙。”，卷七;

　　[10]《过李揖宅》：“…与我同心人，乐道安贫者。…”，卷三;

　　[11]《饭覆釜山僧》：“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一悟寂为乐，此日闲有余。…”，卷三;

　　[12]《春日上方即事》：“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鸠形将刻仗，龟壳用支床。…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卷九;

　　[13]《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卷十三;

　　[14]《归嵩山作》：“…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卷七;

　　[15]《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卷十一;

　　[16]《偶然作六首(其六)》：“…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卷五;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王右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刘禹锡

　　刘禹锡(公元772─842)，字梦得，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唐朝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通俗清新，精炼含蓄，善用比兴手法，多有弦外之音。他以《竹枝词》、《杨柳枝词》和《浪淘沙》为名的三组组诗，富有民歌特色，是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他的《乌衣巷》、《石头城》和《柳枝词》是传世的精品，对后世的诗人和词人很有影响。

　　刘禹锡一生生活不幸、仕途坎坷。他结婚九年后便丧妻，对他感情上的打击很大。[1]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于公元805年从监查御史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返京，再出为连州刺史;六年后转夔州刺史;三年后转和州刺史;两年后罢官还京，公元831年出苏州刺史;835年转同州刺史;一年后升为太子宾客，六年后去世。

　　刘禹锡的修炼道路和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地坎坷不平。他开初对佛教的认识比较浅，甚至把它与养生相提并论;[2]他不同意陶渊明抛官不仕的作法，认为在官场中也可逍遥自在。[3]他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但把思考限制在常人感官所及的范围，势必不能看到更高层次的理。因此他在自己的《天论》三篇里不接受“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的理，而自己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说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自己“远大政治抱负”放不下，希望时来运转，还有大显身手的机会。[4]这也为他自己在修佛的道路上设下了一个极大的障碍。他这种因执著而妨碍自己真修的情形，也被他的高僧朋友指出过。[5]

　　但他毕竟是个佛缘中人。公元820年左右，他有过一次梦游，受到神人点化，明白了许多道理，特别对以往自己给自己制造思想障碍感到后悔，并因得到点化而深感幸运。[6]他一生中有过很多佛门中的朋友，甚至有来自日本、遍访名山而又悟性极高的僧人。[7]他和这些朋友在一起谈经论道、研讲佛理;[8]有些高僧讲的超常的经历，使他渐渐打破了眼耳的屏障，认识到单靠常人感官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真相。[9]有一次到一高僧山房留宿。禅房高入云端，向下一直看到清江如练。白天燃香听僧讲道，晚上听到山林中猛虎啸吼，秋涧里巨龟长鸣，令人胆寒。但坐禅者观心入静，各种音响也就悄然而逝;[10]另一位禅师知他名心太重，为使他出迷而让他看到玄关开启，体悟到不可言状的理，明白了人世间这个身体不足为贵，慧性不能因此而受到任何障碍，并产生了要修成正果的希望。[11]但想到自己一晃二十年，百思而无一得，最后才明白了出世间法是自己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又怕生命已不长久，力不从心，不免悲从中来。[12]

　　刘禹锡另一方面的生活经历也使他修佛之心渐趋稳定。由于他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大家都知道的修佛居士，因此有佛门中人请他写一些碑铭、塔记之类的文章。他曾为禅宗六祖慧能写过第二碑(第一碑是大文学家柳宗元写的)，其中有“……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还其天识;如黑而迷，仰见斗极。”的认识;[13]在为牛头山融大师新塔写的塔记中，他记述了这位高僧曾经坐在石室之中，运用神通使久旱的山麓涌出泉水，从皑皑白雪中生出莲花，制伏了一条巨蟒，以及群鹿都来听他讲法的种种异象。[14]他还在一位高僧的碑文中记述到，这位高僧坐化以后，火化而得舍利子，晶莹如珠者竟有几千粒之多。[15]

　　他和白居易是同年出生的，一次相遇使他们交上了朋友。公元826年，他从和州罢官返洛阳，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人在杨州相逢共饮。席间白居易赠他一首诗，对他仕途坎坷深表同情和安慰，也为自己的类似经历而叹息。白居易在诗中说，“你为我添酒举杯来痛饮，我为你筷子敲着盘儿唱诗助兴。虽然是举国知名的诗人哪又有什么用啊，命运面前只得把头低。满眼风光遇上这寂寞的心，一大堆官儿站满朝也没你我的份。你也真该遭一点不幸，谁叫你才华和名声那么高呢?可是二十三年的不幸也未免太过份!”[16] 对于白居易的安慰和委婉的赞扬，刘禹锡写了一首酬答的诗。他在诗中说，“在四川和湖南那一类偏僻荒凉的地方，度过了二十三年时光，好象被这世界抛弃了一样。回来后人事全非、恍如隔世，许多老朋友都已去世，我只能吟诵闻笛赋聊表思念。我自己虽如病树、沉舟没有了希望，但毕竟还能看到万木逢春、千帆竟发的境象。今天我听了你为我深情歌唱，又举杯共饮，我觉得精神多了，心情也大不一样。”他不为自己厄运而悲，能为他人成功而喜，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表现了十分豁达的胸怀。他诗中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至今还被人们引用。[17]到公元836年刘禹锡迁升为太子宾客以后，他和白居易更是往来频繁、互相唱和、情意深厚，世人把他们合称“刘白”。白居易晚年修炼很认真，把交游、宴饮都取消了，连剑佩等玩物都收拾起来，甚至酒也戒了，经常就是焚香打坐。[18]有一次白居易持斋一月修禅，斋满后他写诗赞扬;[19]另一次他说到白居易在家里试着炼丹，结果没有炼成。[20]白居易认真的修炼态度对刘禹锡晚年的真修肯定是有积极影响的。

　　随着真修而来的是体悟的提高。他在一首诗的引中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景，……由慧而遣词……”，[21]可见他于“戒定慧”的修持已到了较高层次了。他还多次在诗中提到一些高僧的前世，说一个高僧的前世是“雪山童子”，是“金粟如来”的弟子，[22]另一高僧是释迦弟子阿难转世。[23]值得一提的是，他哥哥也是归山隐居的修道人，他还希望与哥哥一同修成呢![24]

　　注：

　　[1] 《伤往赋》：“以天涯之情爱，悼不驻之光阴”，卷一;(书名见后)

　　[2] 《偶作二首》：“养生非但药，悟佛不因人”，卷21;

　　[3] 《寓性二首》：“世途多礼数，鹏?自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卷21;

　　[4] 《天论(上、中、下)》，卷5;

　　[5]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二)》：“中宵问真偈，有住是吾忧”，卷22;

　　[6] 《问大钧赋并序》，卷一;

　　[7] 《赠日本僧智藏》：“浮杯万里过苍溟，遍访名山适性灵。…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卷29;

　　[8] 《送卢处士归嵩山别业》：“送君从此去，铃阁少谈宾。”卷28;

　　[9] 《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世人信耳目，方寸度大钧。安知视听外，怪愕不可陈”，卷23;

　　[10]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一)》：“宴坐白云端，清江直下看。来人望金刹，讲席绕香坛。虎啸夜林动，鼍鸣秋涧寒。众音徒起灭，心在静中观。”卷22;

　　[11] 《谒柱山会禅师》：“…吾师得真如，自在人环内。哀我堕名网，有如卵飞辈。.?咏抑侵颍?帐钩龌杳痢>布??仄簦??蚶硌宰酝觯???砥裎岜Γ?坌苑切伟?K即肆樯狡冢?床泛文暝亍!本?3;

　　[12] 《送僧元□南游并引》：“(引)予策名二十载，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闻是说，已力不足而悲有余。”卷29;

　　[13]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卷4;

　　[14] 《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卷4;

　　[15] 《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卷4;

　　[16] 白居易：“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17]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8] 白居易：《白香山集》，卷71，《道场独坐》：“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佩，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

　　[19] 《和乐天斋戒月满夜对道场偶怀咏》：“常修清静去繁华，人识王城长者家。案上香烟铺贝叶，佛前灯焰透莲花。持斋已满招闲客，理曲先闻命小娃。明日若过方丈室，还应问为法来邪。”

　　[20] 《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九转欲成就，百神应主持。婴啼鼎上去，老貌镜前悲。却顾空丹灶，回心向酒卮。醺然耳热后，暂似少年时。”

　　[21] 《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卷29;

　　[22] 《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雪山童子应前世，金粟如来是本师”，卷29;

　　[23] 《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卷29;

　　[24] 《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二首》：“古来成道者，兄弟亦同行。”卷28。

　　本文所引刘禹锡诗文，请参《刘宾客文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象给读者戴上了一付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份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诗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象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概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7] 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作了;”[8] 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9] 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象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作，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進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進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层次较高的修炼人。佛道两家低层次那些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修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祥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参考资料

　　[1] 《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2] 《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3] 《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4] 《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5] 《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卷二;

　　[6] 《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卷二;

　　[8] 《咏贫士七首》，卷四;

　　[9] 《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11]《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13]《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14]《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15]《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16]《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17]《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18]《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19]《挽歌诗三首》，卷四;

　　[20]《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

　　本文所引诗文，可参《陶靖节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