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浣溪沙·菊节》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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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八日,是苏轼与杨绘(元素)分袂时写下的别情词。苏轼因对杭州的依依不舍和对杨绘人品的敬佩、赞赏以及出任州官的喜悦,写下了这首词。

  浣溪沙·菊节

  宋代:苏轼

  缥缈危楼紫翠间,良辰乐事古难全。感时怀旧独凄然。

  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高楼缥缈在紫绿双色之间,良辰与乐事都凑齐全,从古至今,着实很难。感时怀旧,独自凄然。

  圆月和玉树只闪现于夜夜,菊花与人貌却经行在年年。不知来年,我将跟谁一道赏观。

  注释

  浣溪沙:唐代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分平仄两体,字数以四十二字居多,还有四十四字和四十六字两种。

  缥缈(piāo miǎo):隐隐约约若有若无貌。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危楼:高楼。

  良辰乐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

  璧月琼枝:玉璧似的明月,玉树的枝条。语本南朝陈后主后官诗:“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

  菊花人貌:中唐戎昱诗:“菊花一岁岁相似,人貌一年年不同。”按戎诗当由初唐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变化而来。

  创作背景

  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八日,是苏轼与杨绘(元素)分袂时写下的别情词。苏轼因对杭州的依依不舍和对杨绘人品的敬佩、赞赏以及出任州官的喜悦,写下了这首词。

  赏析

  作品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乐景写愁情。开端“缥缈危楼紫翠间”一句,写紫气升腾的青山中间隐约可见的高楼,这种神仙洞府般的美景作了饯别宴会的自然背景(略带人文色彩),然而“感时怀旧独凄然”,词人在这离别的时刻,禁不住感叹时光的流逝,怀念值得回首的往事,独自伤心起来。显而易见,这是以乐景写愁情。词人面对使人快乐的美景尚且有“凄然”之感,可以想见离别时悲伤情绪的浓重,是收到了双倍的艺术效果的。

  二是富于理趣。这首小词就有三处表现出哲理意趣。第一是上片的“良辰乐事古难全”一句,实际意思是说,天下良辰(美好的时光)、美景、赏心、乐事,这四者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同时存在的。这里“良辰”涵盖“美景”,上承起句而言;“乐事”涵盖“赏心”,转出下句悲伤之意。虽有现成出典,却从词人的亲身体验出发,表达了自然与人生的高度和谐的境界(具有共时性)不可多得这样的感喟,还是耐人寻味的。第二是过片“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两句,写对别后岁月的想象,同样运用了有关语典。前一句以“璧月琼枝”状写美的境界,以“夜夜”形容时间的漫长,而由于不能与友人相聚,佳境也无法共赏,词人用一“空”字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深深遗憾;后一句以“菊花”与“人貌”对举,其实是“岁岁相似”与“年年不同”相形,或者说是以花开依旧来反衬人貌已非,从而深化了词人的人生感慨。第三,是篇末推想“不知来岁与谁看”。这里的“来岁”应指来年今日,所“看”的对象则包括开头所写的自然美景,也包括过片写到的“璧月琼枝”这种美的境界。而冠以“不知”二字,便传写出人生无常(由时间的推移引起人事的变化)、佳期难再的唱叹,

  总之,这首小词在抒写离愁别绪的同时,也写下了词人对自然与人生的某些哲理性思考,而又不失诗的韵味;虽然调子低了一些,留下了佛家思想的痕迹,能给人以丰厚的启示。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词作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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