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欣赏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说，一说为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饮于阊氏公显家，席间而作。另一说据薛本《苏文忠公全集》，此词作于元丰八年(1085)十月，为苏轼赴登州经涟水时，赵晦之从藤州知州任上新归，故顺笔而赠。
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
宋代：苏轼
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睛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
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绮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楚山长长的蕲竹如云彩遍布，特异的竹子清秀，高出众多树木之天外。笛竹如长细的龙须一半在挥动，如凤凰的胸脯微微突起，如美人的肌体匀称满布。笛音如江南树木稀疏，如云梦雨后开晴，如月明星稀，微风吹拂。自从蔡邕离世，桓伊仙逝，谁知空自寂寞，辜负了多少岁月。
听说岭南太守后堂深院，吹笛歌女非常娇美灵巧，在花饰窗下演奏，《梁州》曲刚刚奏完，《霓裳羽衣曲》余音未了。笛声包含着徵调和宫调，流荡着商调和羽调，最后一声飘入云彩、树梢间。为了赵使君洗净污浊之气，我送你一曲《霜天晓角》。
注释
水龙吟：词牌名，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一百零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赵晦之：名昶，南雄州人，作此词时，赵知藤州(今广西藤县)。
楚山修竹：古代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出高竹。《广群芳谱·竹谱》：“蕲州竹：出黄州府蔪州，以色匀者为，节疏者为笛，带须者为杖。”修，长。
异材：优异之材。表：外。
龙须：指首颈处节间所留纤枝。
凤膺(yīng)：凤凰的胸脯，指节以下若膺处。
玉肌：美玉一般的肌肤，指竹子外表光洁。
淮南：淮河以南，指蕲州。
云梦：即古代云梦泽。在今湖北省天门县西。
袅(niǎo)：柔和。
中郎：东汉末的蔡邕。曾为中郎将，古代音乐家。干宝《搜神记》：“蔡邕曾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嘹亮。”
桓伊：晋人，喜音乐，善吹笛。《晋书·桓伊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岭南太守：指赵晦之。
绿珠：西晋石崇歌妓，善吹笛。《晋书·石崇传》载：“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秀怒，矫诏收崇。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绿珠死后，石崇一家被杀。这里借西晋“绿珠坠楼”典故，赞颂竹的气节。
绮窗：张挂有花纹的丝织品窗帘的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交疏结绮窗。”弄：演奏。
梁州：曲名。《文献通考》：“天宝中，明皇命红桃歌贵妃《梁州曲》，亲御玉笛为之倚曲。”
霓(ní)裳：指霓裳羽衣舞。唐裴铏《传奇·薛昭》：“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 。”
“嚼徵”二句：笛声包含徵(zhǐ)调和宫调，又吹起缓和的商调和羽调。宋玉《对楚王问》：“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说明这种音乐的高妙。嚼、含，指品味笛曲。泛、流，指笛声优美流畅。
云杪：形容笛声高亢入云。
使君：指赵晦之。
蛮风瘴(zhàng)雨：形容古代岭南的恶劣天气。
霜天晓：即《霜天晓角》，乐曲名。
赏析
词的标题“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表明了词作内容和写作对象。
上片，描绘楚山修竹，以竹隐喻人。开头两句，以景起兴，大赞“楚山修竹”，“异材秀出”。字面上写竹材修长高大，实写楚地人才济济。紧接着用排比句，进一步写蕲州的笛竹早已闻名于世，“异材秀出”，“能远可通灵达微，近可写情畅神，谓之龙须风膺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傅藻《东坡纪年录》注)韩愈也有“蕲州竹笛天下知”(《郑群赠簟》)的赞誉。第六、七、八句用对偶句和联合词组句，承上一转，由写竹笛而进人到写东坡所赠的笛声词中仿佛发出的笛音：如树影疏，如雨后晴，如月亮明，如微风拂，听觉、视觉、触觉三者通感，富有感染力。最后四句，引用古音乐家故事，登高溯远，怀古伤今。“发声嘹亮”(干宝《搜神记》)的蔡邕笛音停息了;“江左第一”(《晋书·桓伊传》)的桓伊笛音消失了，乐坛寂寞，不知白白流走了多少岁月。“知孤负，秋多少?”让后人去伤今。这一过片句，为下片进入主题作了深厚的铺垫。
下片，由近及远，忆写赵晦之吹笛侍儿的吹笛才能。开头三句，点明此词所要赠的主要对象，即赵守后堂深院两位蔡邕式的娇美灵巧的“吹笛侍儿”。接着六句，描写“吹笛侍儿”的整个演奏过程和演技的高妙效果。开始，在花饰窗下吹奏。刚刚吹奏完《梁州吟》曲，继回荡起《霓裳羽衣曲》，广阔空间流动着徵、商、宫、羽四音，最后一音如云飘。“嚼”、“含”、“泛”、“流”四字，效果逼真，“奇声独绝”，从她们的轻笛妙曲中获得最优美的艺术享受。最后三句点题，向赵晦之发出祝愿：愿你清爽优游，安土忘怀，我仅以《霜天晓角》献上，以补“吹笛侍儿”演奏时“角”音之不强。这实为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全词围绕“竹”、“楚山修竹”、竹笛、“吹笛侍儿”，以景起兴，景事融合，由近及远。名为写楚竹，实为写楚人;名为借古喻事，实为借事伤今。怀念赵晦之的友情，文赞美了“吹笛侍儿”的高超技艺。“知孤负，秋多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对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白白流逝而伤感。但从词的整体来看，虽然点化引用了许多史事，但不为事实所局限。“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曲尽咏笛之妙”，使词篇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情趣。
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说，一说为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饮于阊氏公显家，席间而作。另一说据薛本《苏文忠公全集》，此词作于元丰八年(1085)十月，为苏轼赴登州经涟水时，赵晦之从藤州知州任上新归，故顺笔而赠。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词作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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