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舟中夜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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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 赴湖州知州任途中所作。诗人写完此诗不久,就发生了险些使苏轼丧生的 “乌台诗案”。

  舟中夜起

  宋代:苏轼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

  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

  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

  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

  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

  鸡鸣钟动百鸟散,船头击鼓还相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微风吹拂着湖中的菰蒲,沙沙作响;我还以为是下雨呢,打开舱门一望,却见到湖中洒满了银色的月光。

  水鸟都栖息了,舟子也进入了梦乡,忽然听到泼剌水响,原来是一尾大鱼在水里游窜,仿佛是野狐奔走在丛莽。

  夜深了,人与物都静悄悄地,只剩下我,站在船头,欣赏着这夜景,与身影相伴。

  潮水悄悄地上涨,那低咽的声息,恍如蚯蚓蠕动;一轮明月西坠,悬挂在岸边的柳条上,犹如蜘蛛悬挂在交织的蛛网。

  哎,我的一生老是忧愁不安,这清丽的境界,也只能是转眼过去,留作他年回想。

  你看,一会儿,鸡叫了,寺庙的钟声在湖面回荡,鸟儿惊起,散向四方。我的船,也在鼓声中,呼叫声中,解缆起航。

  注释

  萧萧:象声词。常形容马叫声、风雨声、流水声、草木摇落声、乐器声等。

  菰(gū)蒲:茭白和菖蒲,均为浅水植物。

  “开门”句:诗人初听到风吹菰蒲之声,误以为是雨,谁知开门视之,竟是月光洒满了湖面的景象。

  “舟人”句:意谓夜已很深,船工和水鸟均已进入了梦乡。

  惊窜:受惊而逃窜。

  渚:水边。

  吊:怜悯。

  寒蚓:即蚯蚓。

  “落月”句:意谓柳树如蛛网,落月如蜘蛛。

  忽忽:失意恍惚状。

  能须臾:如此之快。能,如此。

  鸡鸣钟动:指天已拂晓。

  击鼓:开船时打鼓招呼。

  创作背景

  此诗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 赴湖州知州任途中所作。诗人写完此诗不久,就发生了险些使苏轼丧生的 “乌台诗案”。

  赏析

  这是一个极美的夜境。“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诗人在舟中听到外面微风吹拂水草的声响,以为湖面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于是,推开船门,去欣赏雨景,然而,看到的却是满湖月色,波光粼粼。这是诗人起首二句描绘的境界。它不但巧妙地点出了 “舟中夜起”之题,而且,写出了诗人的幻觉。这种手法,前人也曾使用过,如唐人释无可 《秋寄从兄岛》云: “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但苏轼此二句,似比唐人之句更为成功。

  自“舟人水鸟”至“落月挂柳”六句,诗人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 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此六句可分三层,两句一折, 写出了 “静”、“独”、“冷”三种心境。

  “舟人水鸟”两句,诗人以动静相衬的手法,着重描绘夜境之静:此时,舟人、水鸟都已进入了梦境, 只有大鱼惊窜激起的水波声。这鱼声在静夜里格外响亮, 以致使诗人误以为是一只狐狸在草丛中惊窜而去。将 “大鱼”误作为“奔狐”,其中暗伏着将满是月华的湖面误作月光照耀下的草地,这是自“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后的又一次幻觉, 它是暗伏着的, 不易为人查觉。这境界,如梦如幻、极远极近、极奇极美, “静”字为其魂魄。诗人之所以如此喜爱这万籁俱寂的夜境,这需要多少了解一点儿苏轼当时的心情。苏轼早年曾“奋厉有当世志”,但二十余年仕宦生涯的体验,使他对之产生了厌恶情绪,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诗人“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天性格格不入,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诗人自身的“野性”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诗人曾说自己是: “尘容已似服辕驹, 野性犹同纵壑鱼”( 《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就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写照。

  苏东坡既不能真正归隐,丢弃自己 “致君尧舜”的本来志向, 又难以忍受污浊的官场生活,这就使他常常要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慰藉。“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的深层蕴涵也正在于此。白天,“举手摇足,辄有法禁”,那是 “野性”的囚牢,人性的桎梏,而现在,在这个静静的夜色里, 只有自己面对满湖的月光、惊窜的大鱼, 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形影互相嬉娱, 这是 “野性”的解脱,是骏马的脱羁,诗人手舞足蹈, 陶然醉之了。此二句“独”字为眼,不仅写出此时此际之独,而且从潜意识上讲,苏轼一生独立危行, “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正是一种人生的孤独,是一种时代先觉者的孤独。“独”字承上, 深化了 “静”界。

  诗人由 “静”至 “独”,总体来说,是陶醉自然,物我同一的境界,是一种愉悦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是不能完全忘却尘世的,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深深思索, 会突然闪过心头。于是, 诗人的心境转至 “冷”字, 诗人面前的绝妙夜景也变得冷气袭人了: “暗潮生渚吊寒蚓, 落月挂柳看悬蛛”。来自洲渚边的潮水在暗涨,其声幽幽咽咽,有如寒蚓蠕动的声音;挂在柳条之下的落月, 犹如悬在丝端的蜘蛛。诗人使用 “暗潮”、“寒蚓”、“落月”、“悬蛛”这些充满暗色寒觉的意象,既进一步为这幅舟湖夜色图添画数笔, 又象征和暗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 为下一段的议论作了渲染铺垫。

  最后一部分,诗人以议论抒情作结。诗人想到,良辰美景,转瞬即逝,天明之后,又要开始那令人痛苦的仕宦生活。你听: 在鸡鸣声和晨钟声的合奏里,夜里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夜晚的百鸟都散去了,只有船头的鼓音与之呼应。苏轼此处用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的 “猿鸣钟动不知曙”句, 反其意, 写自己对夜色清境的留恋, 暗示对白日 “忽忽忧患”生活的厌恶。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诗人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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