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艾芜的语言记录本有什么用

　　我国现代作家艾芜的口袋里，老是装着小小的本子。不论是坐车乘船，还是在公共场合，只要听到新鲜活泼的话语，他就掏出笔和本子，刷刷地记下来。回到家里，他又要取出本子，反复咀嚼，挑出精彩的，转录到专用的大本子中去。在“乡下农民话语——老太婆语”的栏目里，就记载着这样的语句：

　　●“快点呀，不要绣花绣朵的!”

　　●“吵吵嘴，没啥相干，谁家不是碗大碟小碰着碰着哩!”

　　●“婆娘管汉子，金银满罐子”(谚语)

　　●“前世烧了佛前灯，今生才会瞎眼睛。”(谚语)

　　●——“去看看，×大娘，你的两个孙儿在打架呀!”

　　——“这两个讨厌的小鬼!懒得看，管他牛打列马，马打死牛!”(对话)

　　艾芜是四川人，他的小说语言生动丰富，地方色彩浓厚。看到他的语言记录本，人们才知道，这正是他的语言宝库，收藏着大量群众口语。群众口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杂质，作家得仔细挑选，并进行改造、锤炼，使之成为既新鲜活泼又合乎规范的文学语言，为构成艺术形象、传达思想情绪服务。

　　文学史上，有许多典型事例，说明文学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密切关系。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住在乡下的时候，让老保姆讲故事给他听，他又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和穷苦的瞎子坐在一起，听他们唱各种歌谣。普希金终于成了“民众语言通”。另外一个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初写作时语言上困难很大，后来他得到一本法院的审讯记录，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犯人的口袋，全是俄罗斯人生动的口语，他便运用这些语言材料写出了小说《诱惑》，取得了成功。

　　群众的口头语言虽然是文学语言的重要来源。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有个片断是写元茂屯的军民打了大胜仗，却发现跑了反动头子韩老七时的群众对话：

　　“这叫放虎归山，给元茂屯留下个祸根。”一个戴草帽的人说道。言语之间，隐隐含着责怪马连长的意思。

　　“说是要捉活的，我寻思，能抓活的吗?不能吧?地面这么宽，人家一钻进庄稼棵子里，千军万马也找他不到呀。”

　　“嗯哪，韩老七可狡猾哩，两条腿的数野鸡，四条腿的数狐狸，除开狐狸和野鸡，就数他了。”第三个人说。

　　这个场面中，人物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这是作家直接从群众口语中提炼出来、作了加工的。

　　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叶圣陶说：“文学就是组织得很惬当的一连串的语言，离开了语言无所谓文学。”优秀的文学家，总是特别注重从“活人的唇舌”即人民的口头语言中提炼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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