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年级语文课文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包身工

包身工的剪影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生活场景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是工价的低廉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就表示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经过红头鬼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

“总得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文明的惩罚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又会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了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头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节礼巴结拿莫温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地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劳动强化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样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也不愿意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噩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噩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做平均，两年来在她身上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面，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位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的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横肉脸上在发火了，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嚷骂：

“死娼妓，你倒有本领，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将你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信谁给你写的?讲，讲!”

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了一晚。这一晚，整屋子除了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喊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屏着气，睁着眼，百千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与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十分精当，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包身工制度。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短新闻两篇

别了，“不列颠尼亚”

在香港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

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零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作者：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每天都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布热金卡——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布热金卡在波兰南方城市奥斯维辛城外几英里的地方——世人对奥斯维辛这个地名更熟悉。奥斯维辛大约有12000名居民，距华沙120英里，地处被称为摩拉维安门的山口的东头，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一道组成了被纳粹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工厂的一部分。

十四年前，最后一批囚徒被剥光衣服，在军犬和武装土兵的押送下走进毒气室。从那时起，奥斯维辛的惨状被人们讲过了很多次。一些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罗道夫·弗兰斯·费尔南德·霍斯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里进行的集体屠杀和用人体作的各种试验。波兰人说，共有400万人死在那里。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现在，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都是很安静的地方，人们再也听不到受难者的喊叫了。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像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

每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说来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人们对他们说，这是“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忘：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

还有一些参观者注视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开头，他们表情茫然，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是干什么使的。然而，一看到玻璃窗内成堆的头发和婴儿的鞋子，一看到用以关押被判处绞刑的死囚的牢房时，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

一个参观者惊惧万分，张大了嘴巴，他想叫，但是叫不出来——原来，在女牢房，他看到了一些盒子。这些三层的长条盒子，6英尺宽，3英尺高，在这样大一块地方，每夜要塞进去五到十人睡觉。解说员快步从这里走开，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参观者来到一座灰砖建造的建筑物前，这是在妇女身上搞不育试验的地方。解说员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参观者庆幸他没有打开门进去，否则他会羞红了脸的。

现在参观者来到一条长廊里。从长廊两边的墙上，成排的人在注视着参观者。这是数以千计的照片，是囚徒们的照片。他们都死了——这些面对着照相机镜头的男人和妇女，都知道死亡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表情木然。但是，在一排照片的中间，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思。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长得丰满，可爱，皮肤细白，金发碧眼。她在温和地微笑着，似乎是为着一个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而微笑。当时，她在想什么呢?现在她在这堵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纪念墙上，又在想什么呢?

参观者被带到执行绞刑的地下室去看一眼，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也在被窒息。另一位参观者进来了，她跪了下来，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在奥斯维辛，没有可以作祷告的地方。

参观者们用恳求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对解说员说：“够了”。

在奥斯维辛，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这里阳光明媚，绿树成阴，在集中营大门附近，孩子们在追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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