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知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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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中医的起源最早是源自原始社会,基本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到如今已经有近5000年的历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医文化知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中医文化知识
岐黄之术:公元前26~22世纪时,黄帝是传说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岐伯,传说中的医家,黄帝的臣子。现存有中国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是《内经》,此书托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并以问答的形式而成,又称《黄帝内经》。后世称中医学的“岐黄”、“岐黄之术”,即源于此。
医中圣手:《孔子传》载:“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即无所不通。手,指专司或专情其事的人。医中圣手即是对医生精湛医术的高度称赞。
悬壶:《后汉书·费长房传》载,市中有一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市头。而他的药给人治病,每每药到病除,十分有效,引起人们的注意。结果发现这个神奇的老头,每到落市关门后,他就跳入葫芦里。古代医药不分家,就把“悬壶”作为行医的代称。一些开业医生也将葫芦作为招牌,表示开业应诊之意,后人称医生的功绩为“悬壶济世”。
杏林:三国时董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受谢,不受礼,只要求治愈者在他房前栽杏树作为纪念。重症愈者种5株,轻者1株。数年后,蔚然成林,红杏累累。他建一“草仓”,告诉人们,要杏果的,不用付钱,只要拿一器谷子来换一器杏果。这样用杏果换来的谷子堆积满仓,他用这些谷子救济贫民。人们非常感谢他,送他匾额上写“杏林”、“医林”、“誉满杏林”、“杏林春暖”。这些赞誉之词成为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雅称。
虎守杏林:传说,董奉一天回家途中遇茅草丛中卧着一只老虎。细看没有吃人的凶相,一动不动,抬头张嘴,大声喘气,流着泪,表情很痛苦样子,是求董奉治病。董仔细看了老虎说:“明天此时你来此等候,我给你治病。”老虎点头走了。第二天董奉把两个铁环戴在胳膊上,叫老虎张口,铁环用来防虎咬。他用手掏出老虎喉咙里的骨头,治愈了老虎的病,后来老虎为了报恩,就为董垂守杏林。今人用“虎守杏林”,意在褒扬像董奉那样高超的医术。
再世华佗:华佗一次在途中,见有人出殡,他看见棺材缝里流出来的血,还像活人的血,于是上前救治,终于救活在棺材里假死的产妇,被人们誉为“神医”。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三国演义》说他能为曹操开头颅治其头风病。后人用“再世华佗”来赞扬医生的医术高明。
青囊:指古代医生盛医书的囊,后借指医术。《后汉书·华佗传》张冀《补注》:“吴押狱者每以酒食供奉,佗感其恩,告日:‘我死非命,有青囊未传,二子不能继业,修书与汝,可往取之’。吴至金城,取又藏之。佗知不免,大饮如醉而殂。吴弃役回家,向妻索书,妻日:‘纵学得神术,终毙于狱中,故我以囊烧毁也’”。因华佗精医术,生前行医各地,声名颇著,所以,“青囊”也成了医术的代称。
苍生大医:唐代药王孙思邈,医德高尚,堪称医学界的典范。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若有疾厄(灾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虑吉凶,护措身命。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成苍生大医。”后人对医德高尚的医生尊称“苍生大医”。
中医文化的发展
一、中医的起源
炎帝---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炎帝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今山西河南一带),与黄帝结盟击败蚩尤。中华儿女将炎帝和黄帝奉为华夏始祖。“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描述了神农氏为了医学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奠定了中国医学的基础,后人为纪念他,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医源自于原始社会,发源于黄河流域。
二、中医理论的奠定
扁鹊---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著有《难经》。开启了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方式的医疗里程,并一直沿用至今。
三、中医临床的灵魂
张仲景---张仲景(约公元150——约公元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四、中医的变革
华佗---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 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发明了茵陈蒿治疗黄疸病的方法,创办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五禽戏”,发明了麻沸散用作临床麻醉,比西方麻醉剂早1600多年,又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可以说华佗开启了中医临床的重要变革。
五、中医理念的进步
孙思邈---孙思邈(54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妇女和儿童单独设科的,(这也是最早的提倡妇女儿童保护意识的),他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医德”的人,也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的,第一创建巴豆排毒的,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
六、中医的完善
李时珍---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于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种,附药物形态图1100多种,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不足,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学著作。经典药方比如:露水杀虫,外敷治疗蚊虫叮咬;中草药枕头。
中医文化的传承
顾名思义,中医是中国的医学,或者说是中国汉民族的医学。中医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与融合了其他兄弟民族乃至外国的医疗经验和方法,但其始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这是没有争议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表现为极其多样的形态,却往往有着基本一致的内核。文化的形态可以随着年移代革而有所不同,但精神的内核则往往历久而恒新。中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迁演数千年之久,药物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乃至上万种,方剂从数百首增加到数万首乃至数十万首,文献从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增加到洋洋万种之多,理论的更新、方法的丰富、技术的创新、效果的提高,自不必言说,但其内在精神则一直是稳定的,并且总是贯穿于从理论到临床的各个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在它的千年之旅中是变而不变的,变的是形态与数量,不变的是精神。因此,中医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
改朝换代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但民族精神却一直被秉持着,绵延着。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伦理与秩序、关注人事、注重整体、主张和谐,是中国人一贯的情结。中医历经千年而其内在精神始终不曾有大移易,原因也在于此。中医早已深深地烙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印记。“天行有常”,并不因尧或桀的作为而变易,而“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当顺应自然,而后可以“长有天命”。先秦这样的生命观,引导了中国医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违背自然规律有关,与精神情志失调有关,于是强调外慎风寒,内调情志;中医认为内在的病变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征象,于是主张“司外揣内”;中医认为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祛除“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邪气,扶助“冲气以为和”的正气,于是有了扶正与驱邪的治则治法。所有这些,既是医学家专门提出的概念,也是一般人普遍理解的思想。实际上,中医的理念一直便是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外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记忆的反映。中医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以及据此而发明的治疗技术、养生方法等,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涵着中国人一直持守的思维模式与生命哲学。从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中医经过历代先贤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厚重博大的学术体系,但其在形成之初便已深深烙下的精神记忆却是亘古不变的,是世代秉持的,中医的血脉中始终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具风采且无可替代的精神。这是中医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一。
从文化形态看,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悠久的,灿烂的。从文明的曙光在东方大地上升起至今,中国传统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化学,以及诗歌、辞赋、绘画、雕塑、音乐等,与中医一起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从哲学角度看,中医在其理论构建之初,便借助了传统的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这可以从《黄帝内经》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从技术角度看,中药的种植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农业和地理知识,中药的制剂常常需要借助炼丹术——传统化学的成果,中医的运气学说自然离不开天文、历法乃至数学的支持,这也可以从历代典籍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从学术的表达方式看,中医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众多形式。现存中医古籍的文体有散文式的,也有诗歌式和辞赋式的。《三家医案合刻》中载录了清代薛生白的一则医案:“骨小肉脆,定非松柏之姿;脉数经停,已现虚劳之候。先天既弱而水亏,壮火复识而金燥。岁气一周一损,岂容再损?秋风乍荐已伤,难免重伤。证具如前,药惟补北;非敢说梦,聊以解嘲。”这是典型的辞赋体。唐高宗时敕命修订本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早的具有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这部书原本是有彩绘药图的,所谓“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可以想见其逼真与精美。这是中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关联。宋代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自然不能离开雕塑的技术。至于可供吟唱的汤头歌赋等,又与音乐关联了起来。中医的语言表达,至今仍带有古代汉语的特征,文辞古雅,行文简练,讲究声律与修辞,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美感。所以,从文化形态角度看,中医吸收与承载了中国众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传统失落”的今天,这种吸收与承载更显珍贵。这是中医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二。
中医虽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其他形式具有基本一致的精神内核,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借助了其他的文化形式,但其本身却始终是独立的,而且是强大的和系统的。从医学角度看,中医具有的价值,是一种不能被任何其他文化形态替代的医药学术,是一种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这种的价值决定了它不仅曾经在历史上呈现过精彩,也一定会在人类未来的天空中放射出光辉。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和诊疗理念与方法,一定会对未来的医学模式产生影响。再者,中国传统思想的的重要内容,如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在中医的园地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在现代人眼中已经变得陌生的传统思想,由于中医的运用而更加丰富、全面、深刻而系统。中医强调天人关系,提倡顺应自然,调和七情,葆精毓神,主张扶正祛邪,养生全德,深刻地影响了并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即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渗透力和说服力。第三,中医的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学、制剂学等专门学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而具有特色的内容。所以,中医充实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与光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是中医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三。
可以这样认为,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深烙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印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充实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际内容。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土生的,独有的,是不可以被其他民族或国家复制或嫁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古代名医及重要的医学典籍
1 《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黄帝内经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2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人。
本书包括六经辨证、杂病辨证、平脉法,特别是载有六气主客、伤暑病脉证并治、热病脉证并治、湿病脉证并治、伤燥病脉证并治、伤风脉证并治、寒病脉证并治等篇,对六淫病邪风、寒、暑、 伤寒杂病论湿、燥、热等论述较为详尽,这是本书与其他版本不同之最大特点。同时,书中还列举了许多病例,并保存了大量有效方剂。内容丰富,理、法、方、药连贯紧凑,理论联系实际,至今还是学习中医必循的一本重要医著。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3 《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
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在中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它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
4 《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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