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摘抄笔记精选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国富论》读书笔记摘抄笔记精选，欢迎大家阅读！
《国富论》读书笔记摘抄笔记精选
由于每位学者及其著作都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带有特定时代与认知的局限性，朋友们理应批判的阅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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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
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销售;另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
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更有可能如愿以偿。
人们都一定能够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剩余的劳动产品。这就鼓励每个人投身于专门职业，并为之培养和完善各自的天赋之才。
对成年人来说，使人们从事不同职业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两个迥异之人间的差异，例如哲学家与一个普通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非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
水运为每一种行业开辟了陆运无法单独完成的更加广大的市场。因此，在海岸和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分工并不断得到改进。
很明显，通过这种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少于原来的银去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当然，这只是表面如此。实质却是国家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政府必须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拥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权，使得他们同样能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旧币金额。所以，这种方法总是对债务人有利而有损于债权人;有些时候，这种措施在个人财产上造成的巨变比公共大灾祸所能造成的还要巨大和普遍得多。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一方面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其他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或没有交换价值;相反，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或没有使用价值。
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为有用，但它不能购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和它交换。反之，钻石没有什么用途，但常常能购到大量的其他货物。
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是说，是什么构成了一切商品的真实价格。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某一部分或全部真实价格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
他的贫富状况必然依照他所能支配的或能负担的他人劳动的数量而定。因此，对于占有某货物却不想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其他货物的人来说，任何商品的价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对于想要得到它的人的实际价值，就是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经得到并想处理它或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每一件东西的实际所值，是他能为自己省去或转于别人的辛苦和麻烦。
以货币购买物品或以货物交换物品，实质就是用劳动购买，就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取产品一样。
它们含有一定的劳动量，我们可以用它来交换当时被认为具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购买一切货物时付出的最初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因此，对于拥有财富并愿用它交换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价值正等于它使他们能够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
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即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一宗巨大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任何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皆然。他的财产或许能使他有获得两者的手段，但是仅仅拥有财富并不一定能使他得到权力。财富给他带来的直接权力是购买力，一种对所有劳动或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
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价值却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常常非常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并不能成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唯一因素，工作时所忍受的不同程度的艰苦和所运用的不同程度的智力也必须加以考虑。
然而像其他每一种商品一样，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时贱时贵，时易买时难购。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到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总是随交换时所已知的矿藏的丰饶贫瘠情况转移。
无论何时何地，凡是不易得到或是要花费许多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贵;凡是容易找到，或只花很少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低。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它来衡量和比较。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其名义价格。
就通常意义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就是付出劳动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就是交换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是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成比例的。
我有理由相信，每个国家铸币包含的金属数量几乎都是不断减少而非增加的。因此，这种变化几乎总是在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用谷物规定的地租比用货币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如果银价下跌，而且同一面额的铸币所含的纯银量又减少，损失就会更大。
所以，在不同时期里，等量谷物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说，持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
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普遍且准确的尺度，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因此，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地方才是如此。
在中国广州，半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用品的数量比伦敦的1盎司白银还要更多一些。因此，在广州售价半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种商品的广州人来说，比起在伦敦售价1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商品的伦敦人来说可能更有实际价值，且更有意义。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日常生活中几乎每笔交易都受其支配调控，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就无足为怪了。
工人在原料方面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一部分支付他们雇主的利润，作为他所垫支的包括原料和工资在内的全部资本的报酬。除非他预期出售工人产品的所得比他所投入的资本的数额更多，否则他就不会有兴趣去雇佣工人;除非他的利润与其资本大小相应，否则他就不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然而，利润截然不同于工资，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与所谓劳动监督与指挥的劳动数量、强度和智力根本不成比例。
在决定他的工资时，一般不仅考虑他的劳动和技能，而且要考虑他的责任，但与他所监管的资本是不成任何确定比例的;
劳动不仅衡量商品价格中工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即工资，而且衡量商品价格中的地租和利润那两个部分的价值。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所有收入和可交换价值的三个基本来源，
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经营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的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佣金。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支付利息作为酬劳。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然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属于使借用人获得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收入，只要不是为还债而借债的浪子或不讲还债的恶棍，借用人偿还利息所用的钱款假如不是来自运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润，就一定是来自他其他的收入。完全来自土地的收入称为地租，属于地主。
这种普通的或平均的比率，可以称为在当时当地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和地租自然率。任何一种商品价格，假如不多不少正好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它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
市场价格降到自然价格以下，降低的程度取决于超过的数额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卖主的竞争，或依立即脱手对他们的重要性。易腐烂变质的商品输入过多比耐久性商品输入过多所引起的卖方竞争更激烈。例如，柑橘输入过多后的竞争比铁器更为激烈。
因此，自然价格就和往常一样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价格都不断地向它靠拢。各种偶然事件有时使它们抬高到这一价格之上，有时又迫使它们下降甚至低于它。但是，不管有什么障碍阻止它们固定在这个中心，它们总是会趋向这个中心。
在农业中，同样多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年份会生产出数量非常不同的谷物、葡萄酒、油类和啤酒花等。但是，同样多的纺工和织工每年生产的麻布和呢绒数量却是相同或几乎相同。
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不像谷价那样经常变动，即使变动也不像谷物那么大。因为麻布和呢绒的价格只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谷物的价格不仅随需求变化，还随着市场上供应需求的商品量的更巨大频繁的变化而变化。
制造业的秘密能比商业的秘密保持更久。一个染匠发现了用某种染料去生产某一种比普通所用染料便宜一半的颜色，只要经营得法，他可以终生享用这一发现，甚至将其传给子孙。
这样增高的市场价格显然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原因可能使有效需求永远得不到充分供给，因而可能永远进行下去。
然而，不难预料，在普通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中居于有利地位，就可以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此外，法律和政府机关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
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撑得更久。地主、农场主、制造业主或商人，哪怕不雇佣一个劳动者也往往能靠积蓄资本维持一两年;而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也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来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或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却不像劳动者那样迫切。
引起劳动工资的上升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繁荣，即富裕最快的国家出现。
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任何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
虽然北美还不如英格兰富有，它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富裕。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长。
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儿童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100镑的净收入。一个带着四五个子女的中层或下层年轻寡妇在欧洲再婚的机会很少，而在北美却常常有人求婚，儿童被看做是一笔财产，是对婚姻最大的鼓励。
如果一个国家财富巨大但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
中国长期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好、人民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的充分富裕程度。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其自然征兆。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表征，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倒退的表征。
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生育20多个子女，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或者一般只能生两三个。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常见的不孕症在下层社会里极为罕见。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经达到，而是在不断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生活艰苦，而处于衰落状态时生活悲惨。进步状态时则社会各阶级快乐满足;静止状态中社会枯燥乏味;衰落状态下则令人惨怛。
在工资高的地方，工人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加积极、勤劳和敏捷。例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大城市周围就不同于穷乡僻壤。有些工人如果能在4天之内赚到一星期的生活费，的确就会3天不工作。然而，这决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而当工人通过计件工资得到丰厚报偿时，却常常是操劳过度，在几年之内就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在紧张劳动之后，人的天性要求某种程度的放纵，有时是悠闲自在，有时是娱乐消遣。如果得不到满足，结果常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并且迟早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如果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指令，雇主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当要他们适度工作。
一个能适度工作的人才能够持续不断工作，他不仅能长期保持健康，而且也可以在一年中完成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在物资丰裕的年份，佣工往往离开主人，靠自己劳动来生活。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生计困难朝不保夕，所有这些劳动者都急于回到雇主身边。
工作岗位少而想要得到的人多，许多人愿按低于普通的条件去得到它，因而在物价贵的年份，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常常降低。
在物价贵的年份，雇主常常能比在物价贱的年份从他们的佣工得到更大的好处，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加温顺、更加服从。因此，他们自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利于生产。
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帮工还要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全部产品，而后者则要和雇主分享。前者处于独立状态，较少受不良同伴的引诱，这种同伴在大工厂中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佣、不论做多做少工资和维持费都是一样的佣工来，独立工人的优越性可能更大一些。
当利润减少时，商人们往往都埋怨说商业衰退了;可是利润减少，乃是商业繁盛的自然结果，
由经营特定行业而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不能全部投在这一行业上的程度，但这一行业仍在继续发展。一个大国的资本也可能是这样。
大资本利润虽低，一般来说却又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发展得更为迅速。俗语说，钱生钱;已经取得了少许资金，你就不愁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这最初的金钱。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就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和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如果在其他法律和制度之下，中国土壤、气候和位置可允许的限度很有可能会远大于上述限度。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个港口的国家，无法经营在不同制度下能够经营的那么多贸易。
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然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在财富已达到顶点，而且用在各种行业上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国家，普通纯利润率就会很低，这种利润所能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也就很低。这样一来，除了最富有的人，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
因此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正如单利对债务累积的作用一样，而利润增高的作用却像复利的作用一样。
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抱怨，对于高利润的恶果却只字不提。他们对自己的利得产生的恶果保持沉默，却只对由他人的利得产生的恶果满腹牢骚。
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别的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销：第一，职业本身有令人愉快与不快者;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稳定与不稳定;第四，职业必须担负的责任有大有小;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所以在发达社会，把别人的消遣当做职业的人都非常贫困。
欧洲各国的政策，把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劳动，而把一切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看做普通劳动。
所以，为使某人有从事前一种劳动的资格，欧洲各国的法律和习俗都要求他先做学徒，但严格程度却因地区而有异。对于后一种劳动，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而在做学徒期内，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学徒的生活费多数还是依靠父母亲或亲戚，衣服也几乎都是由父母亲或亲戚购置。依照普通惯例，学徒还要付给师傅一些学费，无力支付金钱的就要付出时间。换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更长的学徒。
因此，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工资，论理应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就使他们成为地位较高的人。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这种优越也很有限。
美的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理应更加丰厚，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但资本利润却不大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就学习难易的程度说，大都市通常所用的各种投资方法似乎完全相等。
泥水匠或砖匠在严寒或天气险恶时便完全没有工作。而且，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无工作仍须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因此，他们可能常常没有工作。他们在被雇时的收入不仅要足够维持他们无工作时期的生计，还要对他在不稳定情况中不时遭受的焦虑和沮丧给予若干补偿。所以推算起来，大部分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和普通劳动者日工资几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砖匠所得却大约是他们工资的1倍半乃至2倍。
劳动工资因劳动者必须负担之责任的大小而不相同。金匠和珠宝匠的工资不仅到处比需要同样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也要高。这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是贵重的材料。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委托于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把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或辩护人。像这样重大的责任决不能随便委托给平庸低微的人，
所以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使他们能够保持这重大托付所需要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保持的社会地位，加上他们必须受的长期教育与必须花费的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高。
如果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他就没有信任问题。而他能否由他人处取得贷款，这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正直和智虑有着怎样的意见。因此，不同行业中不同的利润率不可能起因于经营各行业者所负责任的不同。
各个学习职业的人能否胜任所学，其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机械职业说，成功几乎都是有把握的，但自由职业却不然。例如，学做鞋匠的孩子无疑能学会制鞋，但是送去学法律的孩子就不一定学有所成，精通法律并能靠法律吃饭的可能性至多是1/20。
公平的彩票来说，中彩者应得到未中者的全部所失;就一人成功而20人不成功的职业来说，这成功的一人就理应享有不成功的20人所应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如果律师大概要到将近40岁时才能从职业中取得一些收益，其报酬就应不仅足以补偿他自己为受教育所花的大量时间和费用，而且要足以补偿那些全无所得的20多人的时间与费用。
尽管上述之事令人沮丧，所有豁达之士还是争先恐后地向这些行业挤来。这是由于有两个鼓舞他们的原因：第一是名誉心，希望成为行业的翘楚;第二，所有人都对于自己的才能甚至幸运有着天生的、或多或少的自信心。
如果在一种做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职业里特别显露头角，一个人就显然具有所谓天才卓识，而由此博得的赞赏永远是他所得报酬的一部分。这部分报酬是大还是小要看赞赏的程度而定。对医生来说，它占到全报酬的大部分，对律师来说更大，而对诗人或哲学家来说则几乎占到全部。
对自己的幸运妄加猜测，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比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还要普遍。任何一个活人，只要身心健康，他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对利得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对损失的机会，大多数人却评价过低。身体健康、精神十足的人，对利得的估计大都比实际情况要高。
有的人为要增加得中大彩的机会同时购买数张彩票，有的人则购买更多的小额彩票。但是，你冒险购买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损失者，这是再确定不过的数学法则。
在人的一生中，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在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在这时期，对不幸的恐惧抵不过对幸运的希望。较之上流社会青年热衷于从事所谓自由职业，这一点从普通青年欢欢喜喜地参军或出海可以看得更加明显。
冒险和九死一生的生活并不能挫伤青年人的勇气，有时似乎更加鼓励他们去选择这类职业。
非常不卫生的职业的劳动工资总是特别丰厚。不卫生让人不愉快，它对劳动工资产生的影响应归入不愉快那个题目下探讨。
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增高而略有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
因此，使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种情况之中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利润：工作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是安全还是危险。
各种资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比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更接近于一个水平，事实上也正如此。普通劳动者和生意好的律师与医生收入的差异，明显地比任何两种行业的普通利润的差异大得多。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与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之间的差异，在都市比在小市镇及农村小得多。在零售业能投资一万镑的地方，零售商人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就不过是很小的一个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种地方，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比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更趋于一致。正由于这个原因，都市里的零售价格一般和小市镇及农村同样低廉，甚或往往低廉得多。
虽然在都市的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一般要低于小市镇和农村，但在都市常常可看到以小资本开始经营而发大财的人，在小市镇和农村却寥寥无几。
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勤勉、节约和认真经营。
投机商人并不是经营正规的、稳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业务。
日趋衰落的制造业却正相反，许多劳动者不愿舍去原有职业，所得工资虽比按照他们工作性质所应得的低，也只好自认满足。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变动。
靠一种工作生活，同时又从另一种工作获得微利之人的例子则主要是在穷国发生。
《国富论》读书笔记范文
今天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篇的前三章。这三章主要论述了“分工”这个话题，由分工引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研究。
一、什么是分工
“分工”的概念并不难理解，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完成一件产品的生产或者一种服务的完成，往往需要多步进行。
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多数情况下靠一个人也是能够完成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产品生产的各个步骤分别交由不同的人去专职完成，这样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分工的做法由此而生。
二、为什么要分工
亚当·斯密在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中提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这是分工的一种效用。但是，他认为导致人类产生分工的是一种人类本然性能所产生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在这里，人类的这种倾向并不以分工的效用为目标。
用现在的话来讲，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导致分工的产生，大家的觉悟没那么高——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大同的目标才分工的。亚当·斯密在书中还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在青壮年时期从事不同的职业，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我们每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大多数人在孩童时代的各体差异几乎显现不出来。然而，每个人的精力有限，现代社会，个体不可能自行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一切服务。因为假如个体能够自我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求，那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将全无区别，那么工作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也没有存在的可能了，然而要注意到，假设存在的条件是人们互通有无的本性消失，这是不可能的。
使各种职业的人的才能形成极显著的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
三、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实现分工，那么同样的人就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分工让每个人专注于一项工作，会让其熟练程度快速提升。这很好理解，一个作家和一个程序员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通常情况下各自都有所长——作家很少有熟练掌握编程能力的，程序员能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也不多见。
其次，由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所带来的利益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不可能很快从一种工作转到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而且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
这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很大的启示：我们常认为做好计划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会带给我们充实，其实，当我们每天给自己安排过多的任务时，任务的交替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想想自己在任务之间贪玩过多长时间手机?记住，人物的多少不要体现在种类上，而要体现在每种类别的量上。
最后，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机械的发明，使得每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这一句话的道理很容易懂，但是好像和分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易于发现解决问题的便利方法。分工的结果，使得每个人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倾注在一种事物上，只要还有改良的余地，各部门雇佣的人中，不久便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
四、分工的市场范围限制
分工的程度受交换能力的大小限制。简而言之，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个原理很好地解释了很多创业者在创业之前进行市场调查的原因。试想前期如果没有进行好市场调查，就不清楚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缺口有多大，前期的市场规模定为也就很难把控。市场很小就盲目创业，那么从市场获得的利益将很难维系企业的运营成本。
国富论读后感2000字读书笔记作文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 展 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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