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书的战略情报书《菊与刀》，从多个角度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及其国民性，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与赞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之源。直到今天，《菊与刀》依然位列最畅销的学术书籍之一，被奉为日本研究的圭臬。

　　其实不只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的民族文化是瑰丽而奇特的，就连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和其他亚洲近邻眼里，日本的民族性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按历史溯源来说，日本文化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承袭而来——譬如日本文字与汉字的继承关系、日本人对儒家经典的推崇、日本从汉地引入佛教并发展成为官方宗教，不一而足——但在对汉地文化进行吸收借鉴的同时，日本又根据其特殊的需要作出了相应的改变，使之最终成为了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行为模式，这其中的许多原则和观念即使在与之文化同源的中国人看来也是非常陌生的。日本在引入中国儒家文化体系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作出了改变和重新要求，使之在伦理观念上与天皇制相容。例如“忠”和“孝”是日本与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观念，事实上，日文中的“忠”“孝”就直接是汉字。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将这两种道德义务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以至于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忠君孝亲”观念的分量。 中国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中正平和”一直是为人处世所应追求和持有的风度。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子也曾说过“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就是说，在做人处事方面，中国人所追求的是恰如其分，做得不够或做过了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应该极力加以避免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抛弃一成不变的固定姿态，不拘泥于某一固定的形式，在坚持“仁”“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情况采取灵活的策略。在中国文化的伦理体系中，“仁”一直是道德的最高准则，“这个道德(仁)本身被解释作‘仁慈’(慈善、博爱)，而它实际意思上几乎包括了西方人所说的友好和睦的一切人际关系” 。而相比之下日本人则显得固执和极端的多。他们视“忠”“孝”的义理为绝对，哪怕所要尽忠尽孝的对象残暴不仁、蛮横无理也别无他法。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强调“施仁政”，并有“君舟民水”之说，认为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百姓就有理由推翻他。但在日本，对天皇绝对的尽忠占据了日本人生活的最高准则。他们将天皇视为国家统一和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而非一个可能犯错的世俗统治者，因而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就等同于对日本民族的忠诚和维护，是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根本文化基因。

　　事实上，日本天皇的概念的确与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皇帝”的概念相去甚远。中国皇帝虽也号称“天子”，并企图通过种种宣传使皇帝神格化，但中国人清楚地了解到某一朝一代的皇帝并不足以与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精神等同起来。中国皇帝是世俗统治者，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并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他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受到人们的评判和议论，而那些不甚英明的皇帝更会在百姓中激起不满和反抗。日本天皇不是世俗统治者，他在政治生活中所掌握的实权少之又少。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幕府掌权的传统，到了二战时期，国家权力则落入了军部手中。天皇是日本世袭的国家元首，却从来不直接处理政治事务。这种同世俗生活的疏远感和神秘感使天皇免于卷入日常纷争之中，而得以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至高无上的重要影响。在读《菊与刀》之前，我曾一度大惑不解为什么日本人能将一个世俗之人视为民族信仰，对其如此执着地迷信。在了解了天皇这一精神图腾的含义之后，我开始理解日本人那不可撼动的对天皇“尽忠”的信条。“天皇”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而不是一具单纯的血肉之躯。如果人们能够对由几块轻飘飘的彩色布条拼接而成的国旗致以崇高敬意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视为信仰呢?

　　“义理”是日本研究中一个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它统领着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基本含义类似于其他文化中所强调的“责任”“义务”的概念，但日本人将义理视为绝对的“债务”，其偿还的必然性和严苛性不容置疑。子女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有义务报答这份恩情，而父母之恩是子女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的。因此，除非与尽忠天皇的义理相冲突，不管父母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子女都必须想方设法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父母的意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日剧中丈夫为了服从母亲的意志而忍痛与恩爱有加、贤淑温柔的妻子离婚。在强调履行责任这一方面，中日文化有颇多相通之处，但日本在其他许多中国人看来“不必要”的方面走得更远。《菊与刀》中举了夏目漱石的一篇小说《哥儿》作为例子，来揭示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只是因为喝了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给的一杯水，哥儿就深感耻辱，认为自己蒙受了别人的恩，对此耿耿于怀、坐立不安，甚至直言“死不瞑目” 。日本“有恩必报”的义理使哥儿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这无论在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看来都是心胸狭隘的表现，是斤斤计较、钻牛角尖的庸人自扰，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了不起的品质。义理充斥着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给日本人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自幼年以后，日本人就处在义理的沉重枷锁之下，一思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地恪守义理对人们的要求，这种境况直到老年以后才有所改善。正是因为义理对人们的牢牢控制以及日本的“耻感文化”作用，日本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组织性。日本民族经常被比喻成“狼族”，这不仅是说他们民族性格中存在的顽强和进取的部分，更是意指他们整个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度统一的秩序和行动力。

　　在义理的逼迫和驱使之下，日本人似乎很容易“一条胡同走到黑”。他们对于自己所负有义务必须完成的事总是拼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完成，哪怕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很容易使人们对日本民族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感到困惑：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喜新而又顽固”“忠贞而易于叛变”“保守而又求新”，当日本人发现一条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马上转向相反的方向。一个令人诧异的例子是二战中天皇宣布投降前后日本人态度的骤变。在天皇的声音通过话筒，从广播中传出来之前，日本全国上下的军民还在奋力抵抗盟军，抱定“哪怕只剩下最后一根竹矛也要战斗到死”的决心，而大楼外主张战争者则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挠投降宣言的发表。然而宣言一经发表，除了极少数仍坚持战斗的人转入地下活动之外，全国上下瞬间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面貌：他们不再攻击，而是表现出亲和友好的态度，彬彬有礼、十分客气，盟军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的招呼和接待。这不仅在西方人看来觉得不可接受，在中国人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引入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通俗地说，罪感文化是指人们的负疚感是由于自己的罪行本身及其与既存的是非观和个人良知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而耻感文化则是指人们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的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本尼迪克特犀利地指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敢于坚持自我而不屈从于主流意见往往被视为勇气的体现;而在日本则恰恰相反：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

　　日本的耻感文化基因很好地解释了他们在二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前后剧变。二战中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但他们信仰的并不是战争和军事力量本身。他们的目标是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在全球格局中取得自己“各得其所”的相应地位。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途径，战争只是其中一种。当天皇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投降时，战争这条通往“受尊重的地位”的路就被堵死了。日本人企图通过战争途径实现自己受世界尊重的地位，但即使拼尽全力、战斗到死也没有达成最终的目标，因此他们转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日本人明白，要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取得他们的尊重，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马上采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法，表现出谦和有礼和和平发展的积极意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取得相应的地位，使自己免于遭受被西方人轻视和排斥的耻辱。

　　日本人这一“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能力在个人层面也有清晰的表现。《菊与刀》谈到，在二战战场上，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选择战斗到死、拒不投降。被抓起来做俘虏的往往都是当时在战场上失去个人意志或行动能力的人。这些人到了盟军军营后，一开始会乞求对方将自己杀死。但若求死不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就立马采取了连盟军都没有预料到的崭新的积极态度。在这些战俘的观念中，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终结，他们对日本民族来说已经是死人了。因此，剩下的人生仿佛是新的一页，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来做一个“模范俘虏”。他们主动告知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尽地诉说日军的兵力部署、为盟军写传单、与盟军同乘一架飞机引导军事目标。 中国文化自古讲究人的忠贞和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佳咏至今仍广为传唱。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讲求的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的灵活变通和不走极端，日本战俘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理解。但显然，日本人并非贪生怕死之人，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变通”策略。在我眼里，日本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吸收其中“中庸之道”的精华部分，他们的行事在很多时候看起来都有失调和。日本的文艺作品给人以极致纯情和极致黑暗这两种极端的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因素正是他们的文化“缺憾”，即一种“不是玉碎，就是瓦全”的性格倾向。

　　日本另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业的发达。众所周知，日本业是一个合法化、合理化、公开化且欣欣向荣的产业。虽然日本人平日受到义理的严格约束，但对于感官享受，日本人却是十分宽容的。只要这种肉体享受不影响正常生活的轨迹和人生大事，那么它就是有益且值得提倡的。日本人的肉体享受有很多种，家庭中每日晚饭前的泡热水澡即是一种。业则是另一种非常典型的享乐。日本人将家庭生活这类严肃的人生大事同享乐严格地区分开来，不允许后者对前者造成不利影响。婚姻往往由父母做主，为家族利益(主要是传宗接代)服务，配偶多为父母指定的人选，夫妻之间可以没有感情基础。男子在外寻欢作乐，若是钟情于一名妓女或艺妓，是万万不可把她接到家中纳为小妾的，至多只能将她当作仆人使唤，否则便是影响了重要的家庭生活，将使自己招致非议。在日本，妻子在家收到丈夫在外嫖妓寄回的欠账单也要毫无怨言地为丈夫还债，而妻子在深夜为行将外出寻欢作乐的丈夫整理行装也是普通之事。我想，日本人对感官享乐所采取的这种极为宽容的态度与他们平日所受到的束缚压抑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人背负了太多做人的压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牢牢地钉死在义理的世界中，远比中国人和其他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民族承受着更多无形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感官享乐成为了释放压抑感的一种出口，只要不对正常生活造成干扰，这种享受都被看作是有益的。有人主张中国应向日本学习，将业合法化、让其自由发展，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自古重视伦理道德，在这方面与日本文化没有共同根基，这样做势必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种颠覆。此外中国人也不必面临日本人所时常感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约束和压力;不存在外在理由促使我们采取这种行动方针。

　　《菊与刀》的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是客观、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必读佳作。许多以往注意到、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现象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深入的社会心理分析，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值得称道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未踏上过日本国土，却能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家做出如此精准犀利的分析，其学术功力可见一斑。诚然，当今的日本在飞速发展变化着，其民族性格和文化也在不断演进，书中的某些分析可能已经失去了时效和准确性。就像许多来到美国、习惯了美国生活的日本人都说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日本、无法融入日本的传统文化语境中了。但《菊与刀》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深刻准确的见地仍是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每一个人——包括日本人自己——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历史。

　　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二)

　　本书的主旨是论证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矛盾之处，存在两个极端——“菊”与“刀”，旨在使西方世界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作者主要通过案例进行论证，从“恩”、“人情”等方面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分析。文中有下列几点需要注意：

　　丰臣秀吉通过“刀狩”将农民手上的武器没收，武士阶级和农民彻底分离。在德川幕府体制下，武士只能依靠领主赐予的禄米为生。由于武士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武士阶层成为了“寄生阶层”。武士有带刀特权。有日本学者推算，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和农民收入相差不多。世袭制和幕府的等级制制度使等级观念深入日本人民的心中。等级制度也巩固了天皇在臣民心中的地位。

　　在德川幕府时期，商人依靠财富，通过“送养子”的方式，进入上层武士阶级，继续维护该等级制度。

　　作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属于“武士-商人同盟”。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中的上层官吏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天皇周围的人组成，重要的职位基本由天皇“周围”的人控制。

　　在日本，“恩”就像是某种必须偿还的债务，对国家君主偿还债务的行为被称为“忠”，对父母辈及后代的报恩行为称为“孝”。

　　由于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已尽力，但是仍然存在理解障碍。

　　分析历史的一个谬误就是根据结果去倒推寻找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进程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不再是个强国，或许就会沦落为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般不受人关注。日本的民族性格只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绝对因素。日本的今天是由于其民族性性格、生存环境、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的。

　　对个人而言，日本人的严谨、执行力和礼貌是值得学习。另外，香道、茶道亦十分有趣。

　　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三)

　　日本这个国家，在我看来，是神秘的、高傲的、古板的同时又是耐人寻味的。

　　在今天读完这本系统讲述日本的书后，我想从以下几个点来谈谈我对日本的认识。

　　一、天皇

　　天皇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是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君主专制历史的民族都无法理解的，天皇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帝王，天皇的地位是世袭的，而中国的帝王则是在一代代朝代更迭、成王败寇中产生的。天皇没有中国帝王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利，也不需要费劲心思批阅奏折关心国家社稷，在古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中，由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庶民组成，实际上负责事务的是幕府将军和各地的大名。

　　日本从上到下，充满了对天皇的崇拜和敬仰，天皇作为民众完全的精神信仰，充当着指引民众价值观的风向标，天皇的号令可以让每一个日本民众竭尽其肱骨之力，根本不会去想天皇的这项号令是否有问题。而日本掌握实权的人也充分利用民众的这一点，在二战中常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号令，利用对天皇的忠诚而奋勇抗争，而在战败后，凡涉及天皇的言论，皆是为其开拓罪责，认为作为领袖的天皇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聚举国上下形成的对天皇不加判断的崇拜和信仰让人难以理解。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天皇的存在是日本这个国家，不管在封建时代，还是近代明治维新，亦或是战争期间和战败之后，其保持强大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二、武士道精神

　　整个武士道精神，在我看来可以被认为一种纯洁的“食禄报恩”主义的体现。

　　武士作为将军或者各地领主的家臣，其并没有土地，故全部职责在于维护主人的领土完整和利益，当需要为主人的利益奔走驱驰时，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忠诚、勇敢和坚忍。武士从本质上看是领主养着的雇佣军，但是这批“雇佣军”不仅作战勇敢，对主人忠诚不二，且刚烈异常，视主人的利益和名誉在个人的生命之上;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批本该视作粗人的武士阶级，却有着十分高雅的兴趣爱好，并且坚持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和坚忍能力。一个只会打仗的粗人在日本社会被视为低下的“浪人”，成为一名武士，对武艺、品德和家世都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而在古代日本，只有武士和以上的领主、将军的家系，才允许拥有姓氏。

　　让我对武士道精神着迷的一点，是武士的忠诚和刚烈。武士会为了主人的安全，义无反顾地选择去战斗，即便这种战斗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可能，在《幕府将军》这不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我觉得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武士对主人的忠诚：为了给坐船离开的主人争取时间，数百位武士组成人墙在码头上阻击敌人，在船开动后即使有可能上船，也会拒绝并坚持在岸边战斗;掉落悬崖的主人失去了意识，为了引起注意，身边的武士竟纵身跳下悬崖，用身体撞击水的声音来唤醒主人…… 这些让我看得痛苦而又感动。(主人，不仅是指领地的领主，还指各种小头目等)

　　三、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1)对待家庭

　　日本的男性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的地位，但是在选择婚恋上却多听从父母的安排，家庭的组建更多是为了大家庭的政治联姻，附带传宗接代的功能，小家庭则主要为了传宗接代。在家庭中，以辈分和性别来进行严格的地位划分，家庭的利益重于个人。在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在灌输责任、坚忍和尊卑的意识。

　　2)过度谨慎和自尊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人情社会，在我看来日本的人情社会过于刻板。日本对于施恩和受恩都具有相当的敏感，略受小恩小惠即诚惶诚恐，担心无法报答这种恩德而感到不安和抱歉;而在施与恩惠的时候，则要考虑受惠人是否会因为接受来源不明的帮助而感到歉疚。这种过度歉疚的心态让日本人在和非亲密朋友和亲属间的交往显得有些冷漠和生硬。另外一点是日本人的过度自尊，认为在比较中显示强弱是对自尊的一种伤害，所以19世纪的小学并不公布成绩，只评比各自表现。也是因为对自尊的过度重视，如若别人做了在自己看来是伤害自己自尊的事情，必然要寻求机会对伤害自己的人进行报仇，且将此行为视为一种美德。

　　这一点在武士道精神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一种是寻求复仇，一种是用自杀的方式洗脱自己的罪恶、伤害和侮辱。在《幕府将军》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形。

　　3)义理原则

　　“义理”是日本国家独特的概念，被视为不情愿但不得不做的事情，且往往是以身份为划分来确定不同的义理范畴。作为丈夫承担着对妻子家庭照顾的义理;作为妻子具有孝敬婆婆和处理和与丈夫方亲属关系的义理;对于有恩于己，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要保持忠诚。日本人的人生观被看做是需要完成不同的义务，这种义务除包括义理原则，还包括忠、孝、仁和人情等范畴，各个范畴有其特定的规章和信条，这些刻板的规章和信条，在我看来让人本这个人情社会缺乏了一定的灵活和应有的温馨。

　　4)对待善恶的观念

　　承认恶的存在，却并不把生活放到善和恶相互角逐的舞台上。在日本人看来，生活是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针对一个又一个的方针，加以衡量比较来选择各自的方针，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形，不同的身份下所要求的，都是善的。理解这一点可能会对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种种暴行寻找一些解释，他们或许是通过这种观念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只要是在日本社会普遍承认的道义要求的事情，日本人都会认为是对的，是善的，这一点甚至挑战了武士对领主的忠诚，如果一位领主侮辱了手下的武士，或者武士自己感觉受到了侮辱，有的武士选择剖腹来洗刷侮辱，有的武士选择倒戈与领主对抗，这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从一种行动转变到另一种行动，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精神痛苦，改变态度并不等于不道德。

　　5)自我克制与修养

　　在这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人极大的矛盾：日本人认为肉体享受是一件值得学习的好事情，这种快乐是一种需要学习的义务，同时却又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决不能影响到重大的事情。在一边培养，在另一边却在建立原则，摒弃将这种享受视作生活方式并深陷其中。在日本，对人之本性的需求并不限制，少年的手淫、成年人的酗酒、艺妓馆在日本并不视作很严重的问题;日本崇尚浪漫恋爱，但是在结婚以后却要保持刻板的夫妻形式，使双方都无法全部体会到这种爱情带来的幸福，结婚好像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这种形式背后却并不意味着双方都保持品行端正，若家中富足，男性会嫖娼找情妇，而女性在生完一胎后也在性情上发生很大变化。

　　或许是过于重视自己与社会文化的接轨以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这种压力下日本人接受残酷的修炼，目的是为了锻炼品格和意志，控制个人的欲望，他们认为意识是高于体力的，而体力又是可以被无限制地锻炼的。这种锻炼自我修养的行为可以改善一个人驾驭生活的能力。这种将痛苦视为自我修炼的心理让国民很少感到某种行为是自我牺牲或者陷入沮丧，因此在痛苦与不幸面前将其认为是锻炼自己的方式而很少抱怨。

　　以上皆是我由有关日本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综合自己看法得来，且这些书籍多是早期所写，我想在全球融合和世界经济浪潮的起起落落中，日本社会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上所写还停留在对日本的刻板印象上，如若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本一遭。

　　1.日本自然条件恶劣，日本人视生存为上天的眷恋和恩赐。日本作为一四面环海的岛国，多地震多海啸，丘陵阻隔，地稀人广。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地方，人民对一些自然力量充满着敬畏，因此也就对具有神性的天皇顶礼膜拜，认为自己的所有财产乃至生命都是来自神明的恩赐，而自己所在地的领主又是天皇在自己面前最直接的代言人，因此也就不难解释日本国民对自己的领主的唯令是从，战战兢兢了。

　　2.上至太阁大名，下至百姓流民，都对“食禄报恩”这一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可。从这本书中的讲述，可以看到，日本人对自己主人有着近乎顽固、不合人性的坚持：听从主人的任何安排、任命;时刻准备为主人献身。且这种忠诚也不与他们的原则相违背，你是我的主人，所以我忠诚于你;你忠诚于太阁或者天皇，所以我忠诚于你;如果你不忠诚于太阁或者天皇，即使你是我的主人，我仍然要杀死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人，你给了我统治这片领土的权利，你给了我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权利，你让我有活下去的机会，我就忠诚于你。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国民脑中根深蒂固，谁也不会违背，不想违背，也不敢违背。

　　3.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一名武士，是屑于与农商或者流民贱民为伍的，他们承担着包围领主的土地与当地的治安的责任。领主拥有这块土地，领主靠着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养活着这些武士，这些武士是靠着领主活下来的，

　　他们是直接对领主负责的。领主的事情即是他们的事情，领主的荣辱就是他们的荣辱，自己要付出与接收的至少等同的东西，在他们的标准看来，生命是自己能献给领主最后的一片忠诚。

　　4.男权社会。因为武士道德存在，男人作为保卫疆土的绝对力量，相比于女性在政治上、生活上占有至高的话语权，女人作为男人身体娱乐的附属品存在，男人的这种优越感也是造成对自己所要做出的行为的高期望。因此，为了这种优越感和尊严，即使舍身取义也不愿在妇女或者其他武士口中留下话柄。

　　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四)

　　《菊与刀》可谓如雷贯耳，主要原因还在于成书的背景。二战结束前夕，德日败局已定，美国当局急需制定德日战败后的相关政策，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德国，东方古国日本更是难于理解和预测。《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政府委托进行相关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不进攻本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二是是否可以利用日本政府乃至天皇，对战败后的日本进行改造和治理。

　　鲁思是文化人类学家，基本理论“文化是人格的放大”“人格是文化的浓缩”“文化的可塑性”等，随一生未到过日本，却凭着对日本战俘、在美日侨的访谈，以及查阅相关文字影像资料，完成了《Report 25: Japanese Behavior Patterns》。战争结束，美国当局的决策和历史发展均同鲁思报告的建议一致。1946年，鲁思将报告整理成此书出版，引起强烈反响。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鲁思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况为“耻感文化”，着重分析了日本的等级制——“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恩与报恩——负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被动发生的义务)，义务(忠、孝、任务，无法偿还清的债且背负无限时间)，义理(对社会、主君、近亲、他人及自己的名声，应当如数偿还的债，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人情的世界——追求尊重享乐又必须恰如其分(履行义务为人生最高任务);道德困境——道德准则处于多层次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道德准则，从而带来诸多的矛盾;自我修养——磨掉“身上的锈：培养能力与抵达“圆熟”境界(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儿童学习——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日本人的矛盾性，从而造成种种紧张。

　　综合来讲，鲁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日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科学分析，较好的回答了“日本人为什么能成为日本人”的问题，但缺乏历史的比较和各阶层的具体分析，仍不失为一本了解日本民族性的好书。

　　PS：第五星献给本书译者吕万和，译者序中言及，参译本书时，吕老爱人崔树菊已卧床与癌症抗争百余日，然崔老依旧支持吕老，经常谈论此书。定稿之后，熊老已腹胀如鼓、难服餐药，及至待刊时，熊老已辞世五十日。“谨补数语，以托哀思。”

　　著作《菊与刀》2019读书笔记精选1000字范文五篇(五)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从1945年开始，通过观看当时日本拍摄的宣传电影，阅读日本人的文学作品，和集中营中的日本战俘以及日裔美国人访谈的方式，使用文化遥感的研究方法，创作了《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这本书剖析了日本文化的特征，帮助人们了解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和行为背后的文化力量，也为美国政府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等级制度

　　日本社会的等级分明。从1603年德川家康掌握政权之后，巩固和强化了原来已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所有人被分为四个世袭的等级，分别为武士、农名、工、商，之后还有贱民。贱民从事最底层污秽的职业，他们几乎不被当成人看待。德川家族发布的锁国令，从根本上断绝了商人阶层发展的基础，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

　　维持社会稳定的是农民和武士两个阶层，丰臣秀吉通过“缴刀令”解除了农民的武装，将这两个阶层完全分离开来。武士成为唯一可以佩刀的阶层，他们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完全依附于领主发放的俸禄，他们依靠对领主的效忠而生存。

　　等级观念也渗透到了家庭之中，辈分、年龄、性别是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长辈地位高于晚辈，长子是家庭的继承人，男子地位高于女子。他们通过“孝”和“礼”区分等级，让不同等级的人能够“各得其所”。即使在社会上不同家族的人交往时，也遵从等级区别，通过鞠躬等动作和使用不同的敬语明确不同等级的身份和地位。

　　明治维新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到来的，希望恢复十世纪开始的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之前的政治形态。他们很快就取消了大名的征税权，废除了阶级制度，解放贱民，发展工商业。这种“尊王复古”的改革简化了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将天皇推上了权力巅峰。1889年颁布的宪法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但政策的设计者刻意保留了等级传统，保持了社会中“各得其所”的等级控制，将社会秩序构建在恒定的等级制度之上。

　　“恩”和“义”

　　在日本，“义”就是确认自己爱个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恩”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他们说“我对某人负恩”，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债主和施恩者称作“恩人”。日本人受人之恩是一件大事，“恩”是重负，“恩”的力量通常超过受恩者个人的意愿，所以人们不愿意背负“恩”所带来的人情债。同样，当人们看到街头有事发生时，大都会袖手旁观，因为他们不愿意使接受者“负恩”，在涉及“恩情”的事情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接受陌生人的帮助会让日本人诚惶诚恐，因为以后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位陌生人，那自己承受的这份“恩”将永远无法回报，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恩”实际上是一种债务，而且是必须偿还的债务。日本人把报恩分为不同的范畴，一种是数量和时间都是无限的，他们把这种称为“义务”，比如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也可以称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也可以称为“忠”。另一种是数量相当，需要在特定时间期限内还清的，他们称为“情义”。

　　日本人常说的“情理”是最难承受的，一个人报答情理就像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情理有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理”，指一个人报答其同伴的义务。对社会的情理包括一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对君主的忠诚。对“情理”的报答在观念上与还债一样需要精确对等，人们会记录下来相互之间的交往，以备日后回报。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理”，是保持某人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德国人所说的“荣誉”。

　　对名分的“情理”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也要求人们的生活和他的社会地位相符。为了避免名声受损或者丧失自尊，日本人尽量避免直接的竞争，在工作中，在学校里，他们都是和自己比较，而不和别人直接比较。为了避免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日本社会存在非常普遍的中介人制度，相亲、找工作、辞退等很多事务都由中介人间接沟通，避免当事双方直接面对，造成羞辱的情况发生。如果名声受损，合理的自杀可以为他洗却污名，并在身后赢得好评。

　　日本人重视“耻”，耻感文化和其他文化中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罪感可以通过忏悔解脱，而耻感是对他人谴责的反应，他们很重视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受到他人的奚落或嫌弃。罪感文化依靠自己内心对罪的惩罚，而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约束力来规范行为。

　　对日本人行为背后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之后，一方面可以明白日本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行为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可以在和日本人交往时，不至于产生无法沟通的困扰。“菊”是天皇的象征，“刀”是武士的象征，这本《菊与刀》用这两个标志代表了日本民族的性格，探讨了这个性格背后的文化基础，是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