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的一些看法：写作莫要“损才伤格”

　　编者按：文学写作是件容易又不容易的事，码字是谁都会的一件事，但是要写出好文章却是难上加难。

　　写作莫要“损才伤格”

　　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写作要注意“格”，不可什么都写。我当时不以为然。在往后的写作生涯中，我越来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个人诗歌或文章写得很多，并不能说明他有才气，尽管他有“诗人”或“作家”的名号。推动文字数量上升的是兴趣、激情或者利益，而不一定就是才气;有的人即使写得很少，但也能看出他的才气，甚至相较于写得多的人，更能看出写得少的人卓异的才气。

　　我最初什么都写，自以为有才气，实际上是没有经过仔细运思，轻易动笔，无不在浪费才气。年轻，写作劲头大，加上天赋尚足，以至于没有意识到对才气的保护，直到数年后才渐渐感觉表达方式陈旧，不断重复自己，几近文思枯竭，于是对自己提出“用第二思维写作”，也就是不再流于事物表象的思考，回避常见的立意，寻找新的角度，并极力讲究语言风格。

　　袁宏道说：“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 ”这句话恰好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当今流行的小品文 (励志文)，读来没一点才气，问题出在“模拟”和“议论”上。学习写作，先可以模仿别人，但最后必须放弃模仿。据传郑板桥年轻时潜心临摹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用手指在老婆后背上写字。老婆惊醒了，不满地说：“你有你的体 (身体)，我有我的体，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体上练呢? ”此言如“警钟”，郑板桥从这句话中得到启发，开始另辟蹊径，融会贯通，努力熔铸自己的风格，最后形成了“板桥体”，名声大噪。写作同样如此，一味地模仿失去自己的“体”，只是白白损耗才气。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明代文学家，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史称“公安三袁”，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主要代表著作：《袁中郎全集》《徐文长传》《袁中郎集笺校》。

　　朱光潜在《我从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谈到他年轻时写 “策论”的感受，思维被“干枯冷酷的理”造成永久的影响，“吃亏在这一点”。他说：“开头要一个帽子，从广泛的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发挥一段意思，于是转到一个‘或者曰’式的相反的议论，把它驳倒，然后作一个结束。这就是所谓‘起承转合’。这类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人人都知道。 ”

　　朱光潜认为自己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原因是“在应该发展想象力的年龄，我的空洞的头脑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结果我的想象力变成极平凡，我把握不住一个有血有肉有光有热的世界……”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现当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主要代表著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等。

　　当今不少活跃文坛的励志文作者，其文字如同一个模子所铸，如果不是署名，叫人难以分辨是谁写的。千字文、或者几百字的小文章，不是小在内容的精悍上，也不是小在立意的单纯上，却是小在结构的模式化上。一个小故事揭示一个大道理;一种简单现象说明一个复杂问题;一个小观点议论一个大人生……有人称其为 “老鼠尾巴文”，很恰当。这种模仿，“损才”是必然的，写得越多，其才气越容易被堵塞，被损耗。不愿意竭尽全力创作，终难表现才气。一些人以为找到了写作的门路，乐此不疲，可在复制中却失去了文心，枯竭了想象力。

　　更要命的是，紧随其后的是 “伤格”，伤自己的格，也伤社会的格(文风)。貌似文章因励志而有“价值”，实则反映了缺乏思考，或者多是同质性思考，表明其立意与语言的平庸。国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可从人们阅读的内容看，似乎人文素养退步了。

　　一些作者不假思索，不经推敲，以简单而肤浅的认识，显示自己什么道理都懂，一花一世界，每天都有可写的东西，却陷入价值混乱之中，惯性思维下的概念化的“议论”，覆盖了审美的心灵，一如踏入荒凉贫瘠的沙漠。

　　作者：何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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