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
粮食是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必需品，是特殊商品。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篇1
摘要：粮食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稳定，更影响国家安全。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促成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包括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分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革新；中层原因包括美元贬值和粮食投机；突发原因主要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及石油价格的上涨。面对新一轮可能来袭的全球粮食危机，国家行为体应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和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威胁。同时，这场粮食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生产，力主自给自足，同时适当进口，充裕国内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和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粮食危机；国际合作
1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粮食安全
呼吁安全研究应超越传统的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过分强调军事、科技因素的范式始于19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两极对峙体系解体，军事威胁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威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等不断涌现，这些安全威胁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由非军事性因素促成，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对持续泛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及时合理的应对措施和合作机制，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理论亦不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局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以人文主义关怀，世界主义理念以及非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独立的次领域。“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成为主要讨论议题，超越国家间差异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新型安全观逐渐被认可与接受。
尽管非传统安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局势也有着种类、程度和认知的差别，但是粮食安全是全球各国和各地区都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特别是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称为“货币的货币”，其生产供给的低弹性和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此外，农业劳动力资源的不可储藏性和农业劳动的职业特性也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技术特征上都比较困难。因此，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正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民；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以跨国性扩散蔓延为主要特征，一国或一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易产生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因此国际市场上粮价的波动将涉及到全球各个开放市场国家，并将影响国际格局的构建与走向。
然而，自2007年开始，由于受极端干旱、洪涝灾害等自然环境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粮食生产遭遇威胁。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在去年夏天，俄罗斯部分地区因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引发森林大火，随后俄政府发布禁止粮食出口的命令，北半球的高温干旱天气，印度、巴基斯坦洪灾，以及随后的北欧严寒、北美暴风雪、中国北方产麦大省的持续干旱，澳大利亚洪水飓风、南美地区的洪水和干旱，全球粮食市场掀起新一轮震荡。东非、亚洲、中东和中美洲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粮食饥荒。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报告，2010年10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至197，只比2008年6月的峰值低16点。而今年2月份食品价格指数为236，连续8个月走高，同时也创下该指数1990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最高点213.5。据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目前全球约有9.25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每6秒钟就会有一名儿童因食物不足而死亡。与如此紧张的外围环境相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粮价上涨的风潮。
非传统安全研究改变以往安全研究只关注政治、军事的高级政治领域，开始注重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在内的低级政治领域。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济领域里的粮食危机问题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们的思考。那么，这种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威胁成因何在？本文将从国际政治视角分层次解读粮食危机。
2 粮食危机成因的国际政治层次分析
目前研究全球粮食危机和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达千篇之多，相关的论述著作也是难以穷尽阅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2007-2008年间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更加剧了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粮食现状、粮食危机成因、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增产增收等问题。且主要从经济、技术、贸易、农业等角度论述，但很少有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视角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文章。“以前的几次粮食危机表现为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而近几年出现的粮价上涨，则表现为结构性、综合性的特点。”除去天气恶劣、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等传统性因素外，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外溢影响、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计划、粮食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这些非传统性因素造成了自2007-2008年粮食危机后的又一轮新的全球粮食恐慌。下面将从深层、中层和突发三个层次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成因。
首先，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在于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粮食自给自足，转而生产经济作物，加剧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紧张。发达国家基于强大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国内农业发展并给与高额补贴；此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不利因素。通过高额的政府补贴和绿色壁垒减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退化。比如，墨西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下，从一个玉米之乡变成了现在的玉米进口国。基于同样的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退化成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
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减少或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造成国内农业生产的萎缩。并且部分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经济作物，实行出口创汇型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最终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摧毁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粮食储备），使南方国家加深了对粮食上的依附性。”通过出售廉价劳动力和经济作物，换取外汇来购买粮食和高科技产品，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并有进一步被边缘的危险。此外，人们消费需求的改变也加速了粮食的消耗和供应危机。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并且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扬，加大了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压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无限制的间接粮食需求，包括饲料需求和燃料需求引发了全球粮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富人对肉类、瓜果、生物能源等产品的需求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穷人生产粮食的用地，导致全球粮食生产下降”。其次，从中层原因看，主要包括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上粮食的投机炒作，事实上推高了粮价，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美国有计划地推行美元贬值政策，造成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名义价格上涨。此外，由于美元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国际投资家们纷纷转移战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风险相对较弱的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而国际市场上的投机炒作行为使粮食向金融化方向逐渐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等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上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跨国公司的囤积居奇以及粮食出口国干预粮食出口恶化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对立关系。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而部分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大量进口粮食，这些因素加剧了粮荒的出现。如中国和阿根廷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禁止水稻出口。
最后，从突发原因看，主要是自然灾害因素导致的粮食减产及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生产成本的增加。2010年6月以来，极端恶劣天气频繁出现，包括洪涝、干旱和飓风等，给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带来了巨大破坏。
此外，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不仅直接提高了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粮价，也促使一些国家加快实行生物新能源计划，减少粮食供应。美国和巴西利用玉米生产清洁能源乙醇，欧盟则采用菜籽来生产生物柴油。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紧张，促使粮价的全球性上涨。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给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埋下隐患。
3 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中国的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一时难控等特点，它们时常以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挑战政府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此外，持续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影响性，某国或某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容易蔓延成为整个地区或全球的大灾难。单独的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物质层面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负面影响跨越国界，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主权国家呼吁共同面对新世纪的安全威胁，从对抗走向合作共存。
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包括各主要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和区域内大国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在国际合作层面上，首先，多国依托联合国所举行的粮食特别会议，及其下设的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实现了合作以缓解国际粮食危机的冲击。其次，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为有效的应对国际粮食危机以稳定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也进行了多次协商与合作。
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需要用世界上9%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并且面临美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霸权，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中国日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此前宣布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并且我国粮食连续６年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告诫道：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而言，在国内政策选择及中外交流两个层面，粮食安全将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选择，避免自信过头，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目前粮食生产及储备状况，以及基于对这些客观状况的认知和分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并确保中国粮食安全，都值得我们关注。
粮食安全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鉴于中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中逐渐上升的影响，并处于应对国内可能的粮食短缺现象的考虑，中国应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促进粮食领域里的共识与合作。这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而在寻求国际合作之前，中国必须加强粮食生产，力主自给自足。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保障。在粮食价格高涨以及供应紧张的国际市场上，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证一国在国际上独立自主行事及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为保证国内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决议和纲要，并就此采取了实际行动。
4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性危机需要也展现出了国家行为体在观念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合作。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粮食生产和国内储备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倡导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参加或主导成立粮食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篇2
耕地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耕地保护是中国必须优先考虑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亚洲季风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对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政权波动时期就是在降水量大幅下降，粮食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纵观中国风云历史，政权更替都是由于粮食安全无法保障造成的，这已成为规律。即便在盛世唐朝，关乎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粮食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仓廪实而知礼节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等这些历史经验，它们精辟地道出了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如何进步，粮食问题永远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数量与质量并重。首先，从粮食生产角度来讲，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在经济学家看来，保障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因此，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差异往往被他们忽略。然而，从资源角度来看，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具有差异性。耕地资源现实生产能力取决于光照、温度、降水、坡度、土壤、作物品种、灌溉、排水条件和农户的投入积极性等众多因素，而耕地资源是承载这一切要素的空间，失去这个空间，粮食生产就无从谈起。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是粮食安全的最直接保障，所以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
其次，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不同区域耕地质量存在宏观差异，同一区域内部耕地质量也有差异，所以耕地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差异巨大。国土资源部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平均等别为9.80等，低于平均等别的10～15等地占全国农用地评定面积的57%以上，生产能力大于15000千克/公顷的耕地仅占6.09%，农用地等别总体偏低。在目前的18.26亿亩耕地中，约10亿亩是旱地，约8亿亩是水浇地、灌溉水田和菜地；坡度25度以上的近1亿亩，15度以上的3亿亩；有一年三熟的优质高产高效农田，也有三年不下一滴雨的耕地；有草帽田，也有不适合牛耕、只能人耕的天梯田；从滨海区域到31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都有耕地分布；差地三亩养一人，而高产田一亩养三人。正是基于此，国家又通过设定15.6亿亩基本农田，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
总的来讲，不仅要对优质耕地进行保护，还要进行建设，只有如此，才能为粮食生产提供最重要、最坚实和最基础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红线是要求数量与质量并举的红线。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保障。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显示，我国耕地分布集中性特征显著，局部的耕地资源与水热资源匹配度低，耕地资源与生态要素存在空间互补性。相同的自然条件变化可能对不同区域的耕地质量存在不同影响，因而使得耕地质量稳定性存在空间互补性，从整体上保障了粮食安全。然而，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会加剧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波动，导致优质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出现巨大波动。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东北、华北耕地资源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新疆、青海等地却产生短期的有利影响。另外，紧紧依靠几个区域和部分优质耕地资源无法保障我国耕地资源安全。因此，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决定了粮食安全不仅要有15.6亿亩基本农田的保护，还要有耕地数量的保护。只有确定18亿亩耕地落实到不同区域，才能有效地支撑粮食生产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波动性的不利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安全保护策略的有效实施。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资源本底。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陆地生态系统可以吸纳大约全国27%～3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耕地资源具有极高的固碳潜力，可以有效调控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资源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有利资源，是可以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固碳资源，而且潜力巨大。
问题二：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未来作物单产提高存在极限，靠高投入带来的提高需付出环境代价。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增加取决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具体作物的粮食产量，因此，粮食总产量取决于两个要素：播种面积和作物单产水平。
应当承认，全球农业革命使作物单产大大增加。据研究，世界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单产从1970年的1770千克/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3060千克/公顷。我国近30年来的作物单产增加，也得益于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当前，为了继续保持农业革命的成效，人们又将更多期望放在了基因育种等现代农业技术上，然而这些技术进步的实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农田作为支撑，遗传基因控制技术和现代农业精确农业技术只有在光、热、水、土资源保障的优质耕地资源上才能实现。
虽然我国农业的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高产量，然而大量化学肥料、农药的施用以及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也使我国耕地资源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增加了消耗代价。例如黄淮海区域，为了保障作物高产而实行的一年两熟制，已经使这个区域的地下水位显著下降。调查表明，华北平原的地下水开采深度最深达到300米，农田机井密度显著增加，但是使用年限却大大减少。粮食高产增加带来的这种环境代价将是影响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重要限制因素。
与我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来自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094公顷，而美国的人均耕地是1.52公顷，是中国的16倍。美国不仅耕地资源数量丰富，而且耕地资源质量优越。笔者在美国调查发现，美国多是雨养农业，很多区域可以实行一年两熟，耕地资源根本不用灌溉，但是为了保障耕地资源持续利用，大都实行一年一熟；还有很多耕地资源实行轮作，即种植一年，闲置一年，基本是通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规模化进行生产。粮食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而是寻求产量、效益和环境的均衡协调。因此，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并不大，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得到了保障。
我国自然经济条件复杂，粮食增产的政策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发达区域，更多的农户着眼于可获得高价值的作物种植上；而中西部区域农户种田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粮食需求和获得一定利润，甚至一些地方连这种目标都难以实现，已形成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种田，青壮年纷纷出走乡村的局面。农户种田收入微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耕地资源。耕地资源不足，使中国的部分农民成为世界上特有的“两栖”居民，辗转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同时，有限的耕地资源也会使国家实施农业政策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下降。
综上来看，粮食安全不能仅仅寄托在粮食单产持续增加上。从技术上来讲，粮食单产可以小幅度提高，但是大幅度提高有限。粮食单产的增加必须依托优质的耕地资源。我国作物单产依靠高投入增加所造成的环境代价是耕地资源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条件下，有限的耕地资源迫使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多样，使国家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因此，无论是从科技进步、政策调控，还是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来讲，只有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保障，才能有效协调粮食高产和耕地资源持续利用的问题。
18亿亩耕地是作物播种面积的保障。作物产量增加的另一因素是播种面积，而作物播种面积直接影响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耕地资源数量不与粮食安全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但是耕地资源数量与播种面积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对应关系。由于我国区域光热差异显著，使我国的耕地资源作物熟制存在显著差异。我国的东北、西北区域，耕地只能是一年一熟，而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年两熟，在广东、海南则是一年三熟。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路线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华北平原，城市化中失去的更多的是一亩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优质耕地资源，则相当于中国北方的二到三亩的一年一熟的耕地资源。中国的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与30年前相比，在空间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耕地资源重心已经从东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这种位移，虽然使得耕地资源数量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具体的数字显现出来，但是支撑粮食播种面积的耕地资源空间位置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在保障播种面积和粮食安全的同时，对耕地资源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新疆、内蒙的一部分作物播种面积是由草地、湿地这些生态用地转化而来。过去，江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是传统的优质水稻种植区域，但是现在，东北平原是水稻的主要生产基地。在保障水稻需求供应的背后，是中国大片的湿地和草地资源的渐渐消失，是更多的良好的生态空间的消失。因此，坚持18亿亩耕地的保护，既要保障作物播种面积，又要维护生态格局，必须严格控制优质耕地的快速转化。
问题三：市场机制调节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全球化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其潜在意义就是效率优先，通过市场机制满足需求，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全球化、市场化、金融化为中国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但这部分财富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而支撑创造财富的区域资源和环境代价却静止地留在了当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和过度市场化不是缓解和消除贫困，而是加速了贫困，使那些原本具有一定生态资源的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使本来就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快速耗竭、环境持续恶化。
然而，也有成功抵御全球化的典范，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但是资源环境保护很好，居民幸福指数很高。而最近的一则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明显偏低，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市场化，把保障生存基本条件的很多资源进行了市场化运作。人需要在食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市场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未必是最好的手段。
美国的成功取决于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全的生存空间、自由的创造力以及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现在的美国通过控制石油，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当石油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依然可以通过实施生物质能源、粮食贸易进行控制，来实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美国看到一则电视广告片：“一个中国教授在告诉中国的年轻人，美国欠中国的巨额外债，未来是美国人给中国人打工的时代”。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美国民众，他们欠中国的巨额外债，中国人是美国人的债主。如何能够收回巨额外债，美国具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资本结合是美国收回外债的最好方法。当耕地资源、粮食贸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进行有机结合的时候，当中国粮食依赖进口，不能自拔的时候，就是他们收回巨额外债的最好时机。通过国际贸易保障本国粮食安全，或许在最初的时候通过很少的经济代价就可以获得，但是，一旦对国外的粮食市场过度依赖，定价的权利不是取决于需求方，而是取决于供给方，粮食进口国损失的不仅是高额的经济资源，更有可能受制于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在贸易失衡、巨额白银流失的情况下，通过鸦片收回巨额白银的武器。世界在循环往复，只是每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粮食的控制，就是西方人进行鸦片控制的翻版。在俄亥俄州北部的农场进行耕地资源调查时，更加证实了笔者的认识，农场主们很高兴地说，因为中国的巨大需求，他们生产的大豆和玉米出口到了中国，随着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他们的收益不断提高。
问题四：耕地政策是否阻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全国农用地分等成果表明，中国的优质耕地资源与都市圈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区域，恰恰是耕地资源质量最为优越的区域。任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将使仅有的6.09%的优质耕地资源快速消失。
城市化、工业化应是城乡均衡化发展。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要集中，农村人进城，城市人口增加。这显然是一条错误的城市化指向。中国的城市化似乎已经演变成新的圈地运动，已经成为城市空间不断挤占乡村空间的一场运动。而美国的城市化是基础设施的城市化，是社会保障的城市化。美国的乡村和城市没有根本区别，乡村、城市、农田有序安排。在资源紧缺的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应该是城乡基础设施均衡化发展，而不是差异化发展。
希望把中国更多的农村人口集中在城市来换得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工业化不应为全球提供廉价商品而消耗有限的耕地资源。全球化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契机，而中国在抓住这一机遇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这直接导致国内耕地资源被过度消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优质耕地资源。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优质耕地资源已经转化大量的建设用地；在中国的新疆、内蒙原本是优美的草原转化为了耕地；在中国东北的建三江，大量的湿地资源转化为耕地资源。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仅消耗了优质的耕地资源，还让中国为保障作物的播种面积，而牺牲了优美的草原和地球之肺的湿地。西方人实施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直指中国。中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廉价产品的同时，消耗了自己资源，得到的却是指责和实施的各种壁垒。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不应是世界工厂的工业化，应该是中国创造的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实施耕地资源刚性约束，才能促进国内的工业化实施转型。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应走圈地之路，不应是只有城市空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是耕地资源耗费保障的基础。正是耕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为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提供了契机。
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篇3
攥紧中国种子 保障粮食安全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4月10日下午，国家领导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我们要充分认识攥紧中国种子的重要意义，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多渠道发力攥紧中国种子。
增强应对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忧患意识，从思想上攥紧中国种子。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种子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源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确保种子安全才能确保粮食安全。__年7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我们不能只看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中不能只看经济效益，要放眼长远，提高站位，做好时刻应对自然灾害、人为操控等可能引发粮食安全的战略准备，将攥紧中国种子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底线。
发扬“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从源泉上攥紧中国种子。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大部队”。但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亿，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正逐渐减少，相应的，种粮人员也逐渐减少，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本土粮食作物的失种。我国已连续19年将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足以引起我们对事关粮食安全的农业、农村、农民的高度重视。我们常讲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种、藏粮于民，种源要自主可控，就要完善和落实相应农补政策，依靠广大农民朋友，让中国的种子，在祖国各地生根发芽，形成良性循环。
推进农业科技特别是种业科技的自立自强，从技术上攥紧中国种子。现在是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农种科技也不例外，育种技术的革新发展，是农作物增产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优良种子可以贡献粮食增产量的45%~50%。“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这设备那设备，这条件那条件，没有良种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也明确了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总目标。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种业科技的自立自强提供方向引导和组织保障，持续把科学技术应用到粮食生产和粮种培育中。
完善规章制度为种业发展保驾护航，从法治上攥紧中国种子。种业高质发展、种源自主可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建立激励和保护原始创新的种业法律制度是“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已于2022年3月1日施行，全面强化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推向新高度。要广泛宣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法规，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应充分认识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意义，了解法律确立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在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等活动中，确保法律有效贯彻实施。
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篇4
紧抓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文中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扛起粮食安全责任，紧抓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在解决好“谁来种地”“种在哪里”“怎么种地”三个问题上下功夫，切实保障好粮食安全。
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为“国之大者”提供人力支撑。粮食谁来种、谁来生产?现阶段关键靠亿万农民。可以说，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只有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农民参与粮食生产，才能保障好粮食安全。而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仅要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得实惠，切实稳住农民种粮的心;还要提高农民的生产水平，让农民会种地、种好地。通过降低化肥等农资的采购成本、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实种粮的各项优惠政策、适当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等方式，不断提高粮食生产效益，真正让“谁种粮谁受惠”。通过实施职业农民培育培训工程、开展职业农民素质技能培训计划、加强农民农业生产技术能力培训等方式，着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化农民队伍，切实保障粮食生产人力需求。
解决好“种在哪里”的问题，为“国之大者”提供土地支撑。耕地是粮食生产的“硬基础”“命根子”。没有耕地，粮食“种在哪里”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更谈不上粮食生产了。只有把关系14亿人“饭碗”的耕地保护好、利用好，才能筑牢粮食生产的“坚实基础”“安全防线”。要保护好耕地，既要保护好耕地的数量，还要保护好耕地的质量，只有把这两个方面都保护好，才能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的土地支撑。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采取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考核等方式压紧压实保护责任，采取数字、信息等技术对耕地进行动态跟踪监测、研判，切实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总体播种面积不降低。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策略，通过开展农地综合整治、重点保护良田沃土、防范土壤水失风失、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等方式，努力保护提升耕地质量。
解决好“怎么种地”的问题，为“国之大者”提供科技支撑。粮食生产的安全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就是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着力解决好“怎么种地”的问题，做到“向科技要粮”。长期实践证明，在耕地总量稳定的情况下，要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和标准化，确保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产，必须靠不断创新的粮食增产技术来支撑、来保障。近年来，农业科技对粮食生产及农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生产机械化、“种田管家”打理水稻、农技专家在线看田、育种能力建设……这些都是科技成果在粮食生产、农业发展方面的应用体现。面向未来，我们要持续把科学技术应用到粮食生产中，通过培育粮食作物品种、研究开发粮食科技、检测智慧粮食安全、推进粮食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及装备等方式，让农业科技在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升粮食产量、增进种粮效益等方面发挥作用，为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谈谈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认识论文篇5
万里遍春耕 保粮食安全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雨水已过，春风渐暖，各地春耕工作有序展开。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要保障粮食安全，需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农业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抓生产。切实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深入推进农业发展。完善阵地建设，找准抓好农村基层党建与农业发展的结合点和融合点，汇聚资源力量，推动成立农民合作社，加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力度，深化产销合作，健全订单农业，提升农民收入，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党建、粮食生产及经济发展多点提升。以基层党建为抓手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着力构建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提高农民生产技术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鼓励农民走职业道路，建立起职业农民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从人才振兴的角度有效促进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现代化。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如今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加快改造传统农业步伐、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__以来，智慧农业、农业机械设备等关键领域虽取得很多成就，但关键核心技术还需继续突破。智慧农业需加强对传统生产模式进行数字化改造，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实现种植生产全程数字化。农业机械智能化方面，需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研发一批农机智能化产品。同时要不断提升种源质量，大力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力持续提高，助力农业现代化大步前进。
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供给侧。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稳产保供至关重要，但在产量获得十八连丰的背后，产业产品结构亟需优化的问题更加凸显。因此，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更契合消费市场，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体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其一要挖潜扩面积，提升紧缺产品的产量，如大豆及油料产量仍然不足;其二是改善发展方式，不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持续提升农业附加值。另一方面也需农民转变发展观念，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粮食生产向绿色高效转变。目前，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连续5年负增长，但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工作还需继续抓好抓实。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