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的“南渡”之旅的过程是怎样的(2)

　　从对他李纲的任用这件事可以看出，宋高宗实际与其父亲、兄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患有严重的“畏金症”。宋高宗并无大志，他骨子里就是个主和派、投降派，日后在宋金交往中他的政策可以反复证明这一点。

　　为了避免重蹈徽钦二帝的覆辙，宋高宗一开始就希望逃到南方去。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他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但因李纲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将李纲罢相后，宋高宗于十月逃到扬州，并名之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住地)。高宗分别将黄潜善、汪伯彦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结果，宋高宗很快就吃到教训。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完颜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是又一轮攻占东京(汴京)的节奏!金朝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宋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

　　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还三呼“过河”。

　　建炎三年(1129年)旧历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听到消息后，宋高宗策马出城，仓皇渡江，经镇江府到达杭州。

　　这次溃退，朝野都把罪责推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未能早做准备、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改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但这仍然不能息事宁人。御营司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嫉妒王渊的升迁极速，又忌恨宦官的胡作非为;于是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兵变，杀了宋高宗信任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宋高宗应其要求被迫下诏退位(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苗刘兵变”。

　　兵变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迅速起兵“勤王”。苗傅和刘正彦见局势失去控制，连忙又请回赵构复辟;最后苗刘二人先后被打败，在闹市被处决。宋高宗得以复位。

　　之后，宋高宗封赏平乱功臣。升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升李邴为尚书右丞;封韩世忠为少保、武胜、昭庆两镇节度使，御书“忠勇”赞扬其忠心，另外封其夫人梁氏为护国夫人。一人兼两镇节度使及功臣之妻受封赏皆始于此。张浚则自请前往川陕一带防守，被封为宣抚处置使。

　　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大概取意为“临时安乐窝”吧。但金军依然在继续追击。高宗无奈，只好遣使向金帅完颜宗弼(兀术)乞和，在国书中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哀求兀术能饶他性命、放条生路。但金军不加理睬，渡过长江、占领建康(南京)，直奔临安。宋高宗只好从临安逃到越州(绍兴)，后逃到明州(宁波)，十二月，索性决定入海避敌——乘船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海上。其颠沛流离之狼狈可见一斑!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十六日，兀术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打算捕获高宗。幸而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又退回明州，让高宗躲过一劫。金军捕获不成，为避免后路被断，开始回撤，途中又纵兵在明州、临安、平江府等地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三月，兀术再次渡江北上，结果先是被韩世忠的水师在黄天荡包围、阻截，后来撤退到陆地上又被岳飞率军打败。金军终于退去，打算从此不再渡江。宋高宗在确知金军已经撤走之后，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

　　次年，高宗改元“绍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高宗又升越州为绍兴府，把这里也作为行在。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宋高宗迁回临安(杭州)，事实上以临安为都城，结束了其“南渡”行程。之所以说是“事实上”以临安为都城，是因为临安名义上还是“行在”，以此体现宋高宗不忘恢复中原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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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月白风清 (公众号 历史爱好者)